武昌起义后筹组中央临时政府的议争

　　（一）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对于建立革命政权这一重大问题，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同盟会成立的初期，就把它提上议事日程。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曾就武装起义成功后应该建立怎样的组织机构，采取怎样的政策进行研讨，共同制定了《革命方略》。其中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等十一个文件，准备各地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使用。《军政府宣言》对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分别作了解释。在“建立民国”一条下，它说：“今者由国民革命，以建民国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而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个《宣言》，不仅规定革命成功后所建立的“中华民国”的性质、建立的方法，而且规定了具体的步骤，即在革命后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时期，逐步实现以上的纲领。(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页14、15。)

　　但是，同盟会的领导者们在制定这套《革命方略》时，他们的认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例如，他们从反满的角度出发，不但没有把汉族的官僚当作革命的对象，反而认为这些人论地位虽为仇讐，但“论情谊则为兄弟”，“同受满洲政府之压制”，只要他们能起来反对清廷，就可以化仇敌为兄弟(《招降满洲将士布告》，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页33。)。再如，他们根本没考虑到武装起义成功后，怎样对待象立宪派这样一支政治力量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有了这套《革命方略》，只要按照它去做，理想共和国就可以顺利实现。他们对武装起义成功后将会出现的错综复杂形势缺乏应有的估计，这可以从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由美国到伦敦走访吴敬恒未遇所留下的字条中看得十分清楚。他说：“近日中国之事，真是央央大国民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看，凡我同胞，自当喜而不寐也。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致吴稚晖函》（1911年11月1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页546。)1907年以后，同盟会日趋涣散，它的主要领导人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争取武装起义的胜利方面去，再没有对起义胜利后怎样建立起革命的政权并把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问题进一步做认真的研究。武昌起义后，伴随着革命风暴的迅速遍及全国，袁世凯集团和立宪派人，以及其他政治力量乘机崛起，觊觎政权，在形势极为复杂的情况下，革命党人却缺乏统一的方针和政策，内部意见分歧，孙中山又远在海外迟迟不归，这样，革命派在组织全国政权，肩负起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以夺取胜利的这一重大问题上，就不能不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

　　武昌起义后，象黎元洪这样一个人被革命党人推出来做首义省份的都督，这就使革命党人在组织与掌握革命政权这件事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地位。黎元洪被推举出来做都督这件事不论具体经过如何，却有力地说明了革命党人对政权问题在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弱点。诚然，在革命党的上层领导人中也有人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如宋教仁为防止黎元洪挟武昌首义的声望对起义各省发号施令进而控制中央政权，“曾有策率南京新军夺江南诸省以制天下”的打算，并在黄兴于10月24日到上海后，准备由黄兴进取南京以实现这个计划。但后来由于武汉战事吃紧，乃决定改由柏文蔚、范鸿仙负责光复南京事宜，宋与黄同去武汉指挥全局。宋、黄抵武汉后，宋曾主张先组织中央临时政府，以取得交战的合法地位，但黄则认为可立一战功，然后为之(〔日〕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中译本，页48。)。10月28日，黄兴抵武汉的当天晚上即赴汉口前线。29日，黄设总司令部于汉口满春茶园，30日下令进攻，31日全日激战。11月2日清军火烧汉口，黄兴被迫退往武昌。这时，宋教仁、田桐与文学社的蒋翊武、杨王鹏等曾酝酿推举黄兴为湖南、湖北大都督，或称南方民军总司令，将两湖军政府置于黄兴的节制之下。企图通过这种形式，把黎元洪置于同盟会的领导之下。但由于这时在武汉的革命党人并无统一的领导，事前又酝酿不够，以致当11月3日在商讨防守汉阳策略的会议上，蒋翊武、杨王鹏提出这一建议时，遭到了刘公、孙武、蔡济民等人的反对。面对这种情况，宋教仁无力解决党人中意见的分歧，只好放弃原来的设想，出来加以转圜(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册，页211、212。)。结果弄成了由黎元洪登台拜将授黄兴以民军战时总司令，使革命党的领袖屈居于黎元洪之下。这就为黎元洪后来盘据首义省份都督的席位，分化革命党人，日益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镇压革命党人，提供了条件。

　　上述宋教仁等人的活动，表明了武昌起义后，革命党的上层领导者虽也有人考虑到组建并掌握全国统一的革命政权问题，但总的说来，当时多数的领导人是把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到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上去，没有把组织与掌握政权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并采取有力的措施。这就使他们在组织中央政府这个问题上，继续陷于被动的地位。

　　1911年11月7日，黎元洪用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名义，以“义军四起，大局略定，惟未建设政府，各国不能承认交战团体”的理由，向各地军政府发出征求意见电。接着两天以后，便通电要求各地选派代表到武昌来筹组临时政府。

　　在黎元洪发起筹组临时政府的同时，江浙一带的立宪派人也把筹组临时政府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武昌起义后，形势巨变，江浙一带的立宪派人立即开始从事紧张的应变活动。10月14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当天，赵凤昌在上海家中的惜阴堂召集立宪派的骨干分子雷奋、杨廷栋、沈恩孚和黄炎培等人密议拥袁世凯组阁的办法。上海光复一周后，赵凤昌等又提出“总机关如何组织”的问题，并拟订了“宣布临时国会成立计划”和《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稿》。在这份通告书稿上所列的十八个发起人，除个别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外，绝大多数是各省在上海有影响的立宪派人(见《赵凤昌藏札》第107册函电稿，《辛亥革命在上海史资选辑》，页1052)。接着，他们便于11月11日将这份《通告书稿》用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的名义，在苏州以向沪军都督陈其美通电的形式发出，提议在“上海设立临时议会机关”。电文说：“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共和政治为全国舆论所公认。”“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于上海设立临时议会机关”，“务请各省举派代表，迅即莅沪集议。”(《民立报》1911年11月14日，第2版，专电。)

　　集议的方法是：一、通告各省旧时谘议局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二、通告各省现时都督府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三、有二省以上代表到沪，即先行开议，续到者随到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