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筹组中央临时政府的议争(3)

　　从上述江、浙立宪派人在武昌起义后的活动来看，他们在筹组中央临时政府的问题上，是先于革命党人，并考虑得较为周密的。很明显，他们是想运用原谘议局联会的体制，把各省立宪派人重新集结起来，将具有临时国会性质的“临时会议机关”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借以操纵新政府筹建事宜的。与此同时，他们还力图把包括上海在内的整个江苏省行政权力抓在自己的手中。他们下面的活动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11月13日，唐文治、赵凤昌、雷奋等十三人上书沪军都督，声称“今苏垣恢复后，各军队及各属士兵公推程（德全）都督主持一切，诚足以付全省之望”，“上海亦苏省之一部分，若行政亦经分立，殊与全省统一有碍。”(《大事记》《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页1248。)这里，他们显然是想把陈其美为都督的上海军政府置于程德全的统领下。接着，张謇于11月17日在苏州致函赵凤昌，策划在苏、浙联军攻克南京时，由程德全接管南京。他说：“南京之下不远矣。宜豫备公推程都督移驻南京，趁此并宁、苏为一，所有现在办事人一同前去，选添宁属人协同办事。下走亦必前往，以议会襄助。此意顷已再三与沈、杨、雷、黄、史诸君言之，仍祈公为力言，赞成鄙意。千叩万叩。”(《张謇致赵凤昌密函》，《大事记》《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页1063。)如果说，原立宪派人有意识地力图操纵中央政权的筹组工作并控制江苏省行政权力，而革命党人对此则未加注意，他们接受张謇所提出的要程德全移驻南京，任江苏都督的意见。在苏浙联军12月2日攻克南京的当天晚上，章太炎、宋教仁和黄兴就联名致电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镇江都督林述庆，推举程德全，“移驻江宁，为江苏都督。”(《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页1255。)

　　立宪派人虽然力图操纵筹组中央政府，并把江苏省行政权力掌在自己手中，可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他们不得不承认武昌为临时中央政府的所在，同时也不得不承认革命党在这场革命中的领导权。张謇要求各省都督府公认武昌为中华民国新政府，程德全通电恳请孙中山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以一事权，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二）

　　如何对待原来与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对立地位的立宪派人，是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所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由于同盟会对这一问题，事前似乎根本没做过认真研究，当然也就谈不上制订出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方针与政策。这样，就决定了当江、浙一带立宪派人出来从事筹组临时中央政府的活动时，一些同盟会的领导人，只好根据各自的认识作出不同的反映。有支持的。如沪军都督陈其美在接到程德全、汤寿潜的建议后，很快就派出了俞澄寰、袁希洛、朱葆康为代表出席各省都督府代表会。有的含蓄地表示对立宪派的活动不能承认，如马君武(详见《民立报》1911年11月15日，社论。)。

　　马君武之外，当时在上海的武昌军政府的临时代表何海鸣等人虽未对立宪派人的筹组临时政府活动公开提出议异，但他们却有把筹组临时政府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用以抵制立宪派人行动的打算。这具体表现是11月19日，何海鸣、胡瑛、胡仰、胡伟、邹廓等五人(何海鸣等五人，是10月29日由于汉口战争吃紧，离武汉东下求援的。)，以武昌军政府临时代表的名义，在《民立报》上刊出了成立“中华共和民国联合会”的通告。通告说：“武汉义旗首举，四方响应”，但“临时政府未立，对内之统一无联合，对外之交涉无机关”，“本会同人深望及此，乃共同组织斯会，以促进中国临时共和政府成立，暂设临时外交总机关为宗旨，乞各省及团体派代表二人赴会，共商办法。”(《民立报》1911年11月19日，页1。)并规定于11月21日（十月初一日）午后二时在西门外江苏教育总会开会，风雨无阻。

　　在这个“通告”后面，陈列有发起人何海鸣等五人外，还列有赞成员二十一人。其中除少数为同盟会员外，多数为与同盟会联系较多的上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没有江浙立宪派的头面人物。这说明何海鸣等在发起成立这个“中华共和民国联合会”时，确有把筹组中央临时政府的主动权掌握革命党人手中的意图。

　　在何海鸣等发起成立“中华共和民国联合会”的第二天，张謇、程德全、赵凤昌、应德闳等人也在苏州策划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11月20日，他们在《时报》上用发起人程德全、章炳麟的名义，发表了“中华民国联合会启事与简章》。《简章》共十一条，第一条为“本会联合中华民国各省志士，为消除畛域、一意进行起见，故命名为联合会。”第二条为“一则扶助临时政府之成立，一则调查各独立团体之性质，而监督其行为，务使共和国家前途毫无碍障。”(《时报》1911年11月21日（一）。)

　　显然，张謇、赵凤昌策划成立这个“中华民国联合会”，其目的是以它作为在上海成立具有临时议会性质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的后盾的。所列的发起人主要是江浙的立宪派人(《中华民国联合会发起人名单草稿》，《赵凤昌藏札》108册函电稿。)，至于把章炳麟和马君武列为发起人只不过利用他们在革命党人中的声望而已。

　　章炳麟（太炎）是11月16日才从日本回到上海的，当即赴吴淞李燮和的光复军司令部小住。后经乌目山僧专程到吴淞迎接到市区，住进著名的哈同花园爱俪园。程德全、张謇在苏州“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列章为发起人的通告见于20日的《时报》。这时章到上海刚三天，很难认为张、程列章为发起人，事前是征得章的同意的。

　　何海鸣和程德全分别于19、20日发起成立“联合会”，虽然一列章为赞成员、一列章为发起人，但看来章太炎开始时并未参预其事。由于章这时政治上已倾向于张謇等立宪派人，何海鸣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华共和民国联合会”，实际上并未取得章的支持。这可以从几天以后章炳麟就将何海鸣所发起成立的“中华共和民国联合会”，同张謇、程德全在苏州成立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加以合併，此后，何海鸣等再没有参加这方面的活动，得到证明。据报载：何海鸣的“中华共和国联合会”，于11月21日开首次会议，会议由沈漫云主持，何海鸣宣布章程，最后推定章太炎等六人为起草员(《时报》1911年11月22日。)。但不久又有消息报道，何海鸣在上海成立的“联合会”，“现拟与苏州所发起之联合会合併，由章太炎赴苏接洽。”(《民立报》1911年11月25日)此后，“中华民国联合会”就成为江浙立宪派人活动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