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筹组中央临时政府的议争(4)

　　对于立宪派人筹组临时政府的活动，同盟会的一些领导人，除实际上加以支持、或公开表示异议，或暗中加以抵制者外，也还有人从理论上论证应该消除原来革命派与立宪派的界限，共同努力建立共和新国的基础。如少白于11月17日在《民立报》上，以《统一的国民》为题发表社论说：

　　“今无论共和党（按即指革命党）及立宪党，其目的所在，无不望革命之成功，以建我中华民国，盖今日之事，已越党派之界限而为国民的事业。”“昔日之党见，仅手段之相异其目的既俱在救中国，则当此民族兴败存亡之间不能容发之际，彼共和党人（指革命党人）无论矣，即向之所谓立宪者，孰肯捐损其目的而保持其手段出于异族之一家而使汉族罹灭亡之惨哉！”“昔之政党已消尽，国民脑筋中，惟有一严肃真挚之爱国心使之起义，使之捐生，将士效命于疆场，商贾输财于都府，智者竭其财，强者用其力，以多年散涣之民族，而一日化为统一的国民，以求建我共和新国之基础。”(《民立报》1911年11月17日。)

　　江浙立宪派人在上海的筹组临时议会的活动，既已得到象陈其美、章太炎等这样一些有影响的革命党人的支持，又有人认为应该消除党见，共建新国，这样，马君武、何海鸣等人的异议和抵制，也就起不了多少作用。不过，张謇等在上海设立议会的打算，却遭到湖北方面的反对。当湖北方面接到上海代表会11月17日要求湖北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的通知后，则以既认湖北为中央军政府，代表会亦应设在军政府所在地为理由，要求各省代表到武昌集会，并派居正、陶凤集赴沪进行磋商。

　　在派出居正、陶凤集的同时，在武昌的革命党人谭人凤、刘揆一、刘公、孙武、田桐、蒋翊武等十四人，特意向在上海的革命党人景耀月、于右任、马君武、章太炎等发出通电，要求他们迅来武昌参加筹组中央临时政府的工作。(《民立报》1611年11月30日。)

　　上海方面找不出适当理由拒绝武昌方面的要求，遂决定各省代表各留一人在沪联络声气，其余皆赴鄂筹组临时政府，并将这一决定通知各省。

　　11月29日至12月3日，福建、山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安徽、直隶、河南、广西、四川等11省代表23人先后到达武汉。这时汉阳已于11月27日陷落，武昌危机，代表会议只好改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举行。11月30日开第一次会议，举谭人凤为议长。在这以前，袁世凯所推行的和谈阴谋早已通讨各种渠道进行。代表会议举行的前一天，即11月29日，袁世凯“派代表朱君其（芾）理（煌）来鄂，并赉汪君精卫函，约南北联合，要求清帝退位，拟举袁公为临时大总统等语。都督府开会讨论，佥谓如袁公实行南北联合推倒满清政府，我等愿举袁公为大总统。”(《李国镛自述》，《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页507。)这说明在代表会议正式举行之前，湖北军政府内部已流行着只要袁世凯赞成推倒清朝政府，同意实行共和，就可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妥协气氛。而代表中占有相当数量的立宪派人，原来就希望袁世凯出来收拾局面，代表中的革命党人也有一些人希望借袁世凯之力推倒清廷，实现廉价的共和，这就无怪乎代表会议于12月1日开会时，做出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议。12月2日，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四章二十一条。同日南京为江浙联军攻克，次日消息传到代表会上后，会议当即决议：“临时政府设南京，各省代表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南京，有十省以上代表到南京，即开选举会，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仍以鄂军都督府为中央政权，有代表各省军政府之权。”(《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页246。)12月4日代表会又决议：一、推倒满洲政府；二、主张共和政体；三、礼遇旧皇室；四、以人道主义待满人等四项议和条件，并密电伍廷芳来湖北与袁世凯代表议和。接着，会议又于12月6日议决各省代表于次日同船去南京。

　　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在得悉南京克复的消息后，于12月3日同程德全、汤寿潜、陈其美一起，也和在武汉的代表一样，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于12月4日投票选举黄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元洪为暂定副元帅，黎仍驻武昌任鄂军都督，即日发表通电说：“临时政府前经议定武昌，现在南京光复，鄂军务适紧，援鄂之师、北伐之师待发，急需统一。今同人公议不如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举黄君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君元洪为暂定副元帅兼任鄂军都督，藉勿动摇而牵大局，俟赴鄂代表返沪同到南京再行发表，所有编制日内併力准备俾进行无滞。事机紧迫，不得不从权议决，务乞鉴原，并请转达到鄂各省代表，请即日来沪会议。”(《革命文献》，第一辑，总页6。)

　　次日，留沪各省代表复议决大元帅职权，主持临时政府。陈其美、程德全并于江苏教育总会发起成立欢迎黄兴大会。黄兴坚持不就，主张选黎元洪为大元帅，再由各都督中选一副元帅，自己愿领兵北伐，至于组织临时政府，非他所能胜任。并表示“中山先生将回国，可当此任。”各代表坚请，黄兴始允暂时充任。

　　按照原议，留上海的各省代表，只是一个通信机关，他们没有确定临时政府所在地与选举临时政府首脑的权利。留沪代表的这一行动，标志着汉阳陷落南京光复后江浙方面在筹组临时政府过程中的地位上升。而这一行动的策划者则为宋教仁、陈其美、程德全、汤寿潜等人。宋教仁和陈其美本不愿黎元洪所控制下的武昌成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张謇、赵凤昌、汤寿潜、程德全等原拟在上海召开各省代表会议，进而控制临时政府的筹建，只是迫于形势才不得不提出“政府设鄂，议会设沪”的方案。后来由于武汉方面的反对，连“议会设沪”的主张也不得不放弃，同意各省代表会议迁武汉举行。汉阳的陷落和南京的光复，改变了原来的形势。黄兴又恰巧在江浙联军攻克南京的前一天由武汉到上海，这就为上海方面的举动，创造了条件。

　　黄兴在接任大元帅，负责筹组临时政府以后，也曾一度有积极表示。他曾于12月8日“电胡汉民北上，商组临时政府事宜。”(李云汉：《黄克强先生年谱》，页212。)但实际上，黄兴并未真正着手筹组临时政府。这主要是由于遭到黎元洪和部分江、浙军人的反对。当黄兴被举为暂定大元帅的消息传出后，12月6日在武汉的各省代表认为，此举事先瞒着他们，是荒谬行为，表示不予承认，并议决，“由黎大都督电沪都督，查实如另有人在沪联合推举大元帅、副元帅等名目，请其宣告取消。”(《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页247。)这自然正合黎元洪意，黎遂于12月8日致电各省都督说：“忽据来电称沪上有十四省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元洪为副元帅之说，情节甚为支离，如确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以免淆乱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