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筹组中央临时政府的议争(5)

　　在上海方面，选举黄兴任大元帅，本来就有争议，参加会议的章太炎，就即席表示反对。事后，江浙军人仍有人拒不承认，引起了激烈的斗争。章太炎在他的《自订年谱》中说：

　　“江宁既下，浙府属余为浙江代表。各省代表半已上武昌矣，其半尚留上海。克强欲自为大元帅，代表多屈从之。议于江苏教育会，苏浙二都督亦至。余言克强功虽高，已受黎督委任为汉阳总司令，不得以部将先主帅；且前已推武昌为中央，焉得背之。诸代表未有言。蛰先称浙江有事，遽引去。苏军偏将顾忠琛横刀直入曰：‘诸君议何故不决，吾军人，不能容诸君犹豫。’诸代表皆起，决推黄兴为大元帅。余曰：‘武昌先起，今处黎督何地。’乃推黎元洪为副元帅。议罢，江苏督部总务厅湖南章驾时闻之，怒曰：‘南方倡义，可录者两大功耳，发难自武昌，下江宁者程公之力。黄兴何故得先之？若然，吾将举兵攻兴。’克强大惧，让大元帅于雪楼。雪楼初反正，尚不能制顾忠琛，亦不敢受。英士闻，遽以商团四十人护克强，其徽识曰禁卫军焉。后十余日，代表先上武昌者皆返，以前所推举非代表全体意，复上江宁，议于江苏谘议局。主黄者犹未屈，诸军讻讻，浙司令朱瑞尤愤。克强微知之，急请程、汤陈三督同赴江宁。浙军责蛰先规避，语未终，英士狠狈走还上海。”(《太炎先生自订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辑，页124、125。)

　　章太炎这一段话，有不合事实之处，如说“克强欲自为大元帅，代表多屈从之。”但却反映出江、浙方面内部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一般多谓浙军反对黄兴，是因为黄兴在武汉打了败仗，其实这只是借口而已。实际上，这其中包含着同盟会同光复会之间在武昌起义后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尖锐矛盾。所谓“主黄者犹未屈，诸军汹汹，浙司令朱瑞尤愤”，就正是这种矛盾的表现。至于章太炎的反对黄兴支持黎元洪，这除了因为章与同盟会有旧怨和他的旧观念在作怪外，立宪派人的从中挑拨也起了很大作用。至于陈其美、宋教仁等同盟会员，不愿让黎洪控制的湖北军政府成为临时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趁光复南京的机会，推黄兴出来做大元帅，即所谓“主黄者”，他们坚持同盟会的领导权，本无可非议，但他们的做法欠妥。同时，他们（包括黄兴在内）没有把黎元洪同湖北军政府内的革命党人区别开来，在筹组临时政府的过程中，对于有重要贡献的武汉革命党人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也有助于黎元洪对革命党人的分化，以致造成后来南京临时政府与武汉方面的尖锐对立。

　　12月12日，各省代表先后由上海、武汉齐集南京。14日，开代表会选出汤尔和为议长，王宠惠为副议长，并议决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但15日从武汉续到南京的浙江代表陈毅向会议报告说，袁世凯的议和代表唐绍仪到武汉时表示，“袁内阁亦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后，袁内阁据以告清廷，即可实行逊位。”(《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页250。)这时，王正廷、胡瑛也从武汉急电各省代表说，唐绍仪到武汉后，“探其意旨，极欲平和了结。瑛等讨论此行，于我辈抱持之义，大有希望。瑛等与唐即日赴沪，宁会选举，务迄稍缓。俟唐、伍会商后再举，必得美满结果。此事关系极重，乞诸公极力维持。”(《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页1075。)前此，代表会议在汉口开会时，为了争取袁世凯反正，本已议决，如袁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这时，代表会议为了虚位以待袁世凯，又承认上海选出的大元帅与副元帅，并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增加一条：“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任之。”

　　但是，这时黄兴因为黎元洪与部分江浙联军先后反对，坚不就职，并于12月17日通电力辞暂定大元帅，建议推黎元洪为暂定大元帅。代表会接黄兴的来电后，于当天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驻武昌，黄兴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负责组织临时政府。但黄兴仍然坚持不肯就职。而代表会议的正副议长汤尔和与王宠惠又分别因病和议和住沪，这样就弄得各省代表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为了摧脱这种局面，代表会于12月20日举景耀月为代理议长，并备公函请黄兴速来南京组织临时政府。21日，黎元洪通电接受大元帅名义，并委黄兴代行职权。22日，江浙联军代表李燮和专程去上海迎黄兴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这时，黄兴已获知孙中山已回国即将抵沪的消息，就缓赴南京等待孙中山的到来。

　　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受到上海各界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回国，临时大总统的人选，已是众望所归。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月1日，孙中山正式宣誓就职，接着组成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至此，酝酿议争二个月之久的临时政府，终于组成。

　　（三）

　　武昌起义后，筹组中央临时政府之所以出现上述曲折复杂的过程，是与革命党人在认识上和组织上的弱点分不开的。他们在这两方面的弱点，首先是把革命的直接对象局限于清朝皇室和满洲贵族。他们不仅没把清朝政府的汉族官僚列为革命的对象，反而认为只要这些人能站到反满共和的立场上来，就可以化仇雠为兄弟。这就是为什么武昌起义后湖北的革命党人会推出清军协统黎元洪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江苏的革命党人会承认清朝江苏巡抚程德全为江苏军政府都督的原因所在。黎元洪、程德全被拥为都督后，光复各省纷纷效尤，于是就出现不少省份原清廷地方大员和新军将领被拥为都督或副都督的情况(清廷地方大员与新军将领先后被拥为都督或副都督的（有的未接受拥戴）计有江西巡抚冯汝骙、协统吴介璋、安徵巡抚朱家宝、广西巡抚沈秉堃、广西提督陆荣廷、福建新军第十镇统制孙道仁、四川新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山东巡抚孙宝琦等。)。这些清廷地方大员与新军将领被拥为都督或副都督，无疑对光复各省的政权建设带来不利的因素。既然清廷各省的地方文武官员只要表示拥护共和就可以举为都督、副都督，那么，清朝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如果赞成共和，拥他出来做大总统，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事情。这就无怪乎，各省代表会议在筹组临时政府的过程中，在汉口做出如果袁世凯反正，就公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