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知识界关于“文明”的认知与思辨(3)

　　辨析奢侈与文明

　　清末思想家已经注重制度与精神文明，而其具体内容仍然模糊，相关议题更是众说纷纭。从戊戌到民初，那些纷扰不断的政争，根本上也是建立何种制度文明的论争，而更加难以捉摸的是中国应建立什么样的精神文明。文明的表现形态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物质生活是有形的、实存的，精神内涵则难以确立。物质生活如何匹配和体现近代精神内涵？这是知识精英必须思考、探索的问题。

　　近代文明风尚带有形质化偏向，有的学者也偏重于从外在形式来认识文明，如认为《易经》有“其德内刚健而外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的说法，“文明之主义”也应该是“刚健主乎内，而文明发乎外”。“应乎时，灿然烂然如锦绣然，所谓文明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惟文明能适之也”。27这种看法大体上视文明为有形的、物质的，恰好与社会俗尚相表里。清末民初流行的文明风俗注重形式，积弊明显。所谓剪发易服、家庭革命、自由婚恋等文明标志多偏重于外在形式，在实践中往往偏离本真。譬如，旧式婚礼的繁文缛节被清末士人讥为“不文明”，新的“文明结婚”本意也是“婚礼务求节俭，以挽回奢侈习俗，而免经济生活之障碍”。28然而“文明结婚”也多奢侈铺张，较之旧式婚礼有过之无不及。在近世中国，文明风尚一开始就与奢侈消费结下了不解之缘。来自西方的“文明”器具，最初是贵族官僚的奢侈品。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买办、资本家、商人及部分市民成为分享西器西俗的主体。这些人不像传统士大夫那样深受中学熏陶，相对缺乏道德自律性和对时髦的辨别力，故其所谓文明，往往变成了纵情声色的物质享受。历代风尚或俭或奢，因时不同。一般来说，奢风多见于太平“盛世”，俭风的形成则与物质条件的限制及当局的引导分不开。近代中国虽属衰世，但在新的经济因素剌激下，加之传统道德约束力的减弱，奢靡之风仍弥漫于世。

　　清末民初，“赛车、赛马、踢球、运动会、秋千”作为“文明游戏”，29给市民社会带来了新奇感和冲动，30但这些“文明娱乐”缺少精神内涵，颇多变异。清末以降，西式娱乐成为都市社会的休闲新宠。扑克取代了旧式纸牌，桌球取代了斗鸡走狗而成为游戏主项。西洋镜、电影也比传统的皮影、戏曲更能吸引青年的眼球，新式体育较之传统武术更易得到青少年青睐。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的赏灯习俗“已随世变一衰息，代兴者，电影跳舞，穷欲疲神，方不限于岁时佳节”。31推陈出新的娱乐项目并不完全是健康的。赛马成为清末上海重要的社会生活，海关、邮局、银行、洋行均在赛马之日下午歇业，以便职员入场观看。赛马场总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无论由洋商或华商经营，各城市的赛马活动均带有赌博色彩，比如天津：“早辟西商跑马场，春秋今又赛华商。性如彩票人争购，绿女红男举国狂。”32赌博性质的娱乐远不止此，清末逐渐进入市民生活的台球、回力球、高尔夫球也有类似情形。

　　在俗尚奢靡的风气中，有的休闲娱乐滋生了负面现象。上海最先引进了西式洗浴，人们的新鲜感受是：“备人沐浴亦开堂，白石温泉炷异香。荡涤全身如玉洁，喜新厌故换衣裳。”盆浴的设备比一般澡堂更为精良：“分间沐浴唤盆汤，热气熏蒸汗似浆。揩拭毛巾香皂具，烟茶供给又周详。”33民国初年，北京的新式澡堂增多了，其广告云：“特由上海购来美国最新式白洋磁浴盆、宜兴磁浴盆、东洋沐浴衣，凉暖自来水管皆可随便。楼上设置优等官盆、散座官盆，楼下设置优等官盆、客盆，安设新式电灯、电话、电铃”，此外备有茶水、点心、纸烟，并可理发。34但当时缺少专门的女浴堂，到澡堂沐浴的女客又不都是良家妇女，不良现象乃时有发生。据民初天津警厅布告：“近有无耻妇女竟敢混入男塘沐浴，伤风败俗莫此为甚。若不严行禁止，将何以正风化而维人心。除饬区查禁外，合行示仰诸色人等，务各约束其家中妇女，如赴澡塘沐浴，万勿混入男塘。倘敢玩视禁令，定即带厅按照警律惩戒。”35对此现象，一些人不免将其与日本旧俗相比拟。晚清东游人士屡屡述及日本的男女共浴，并当作亟待革除的传统陋俗。36性情中人康有为也曾指出：“日本昔男女同浴，今亦同之，此与京津同。”而明治维新以后，“廉耻日进，则人人异室矣，此则富贵者先行之。吾粤人则无论贫贱，亦无裸以相见者，则尤文明矣。”37清末澡堂怪象的缘由较为复杂，它不是流传已久的陋俗，而属于新俗滋生的弊端。康有为未对两者加以区分，却对某些看似“文明”的休闲消费提出了警告。

　　交通成为近代文明的标志，所谓“其地通者，国治，民富而强。其文野、弱强、贫富之等差，即视其交通之等差为比例”。38清末民初，交通工具发展迅速，新旧杂陈。交通的改善对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却不一定带来道德文明的并进。近代交通在更替、发展过程中折射出人性的扭曲和异化。

　　20世纪早期，人力车以其简便、灵活和廉价而风行各地，逐渐成为最普通的城市交通工具。很多青年男子、乃至女子，就像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那样做人力车夫。1915年，北京的人力车夫达到2万余人，30年代末则超过5万人，约占全市人口的5%，而上海的人力车夫在20年代中期已达6万人之多。30年代末，人力车最盛之时，全国共有车夫几十万人。人力车夫生活艰苦，一般从早晨4、5点起床拉客，晚上10点钟才将车送回车行。每个车夫每月可挣银元10余元，其中约一半交车行作租金。车夫不能养家糊口，有时甚至还遭受乘客的殴打、辱骂。五四新文化人对此给予了不少关注，胡适称，“人力车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作牛马的文明”。他颇为同情地写道：“我们坐在人力车上，眼看那些圆颅方趾的同胞努起筋肉，弯着背脊梁，流着血汗，替我们做牛马，拖我们行远登高，为的是要挣几十个铜子去活命养家。”39沈尹默有诗云：“人力车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冷不过。车夫单衣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40五四前后，他们一再呼吁要研究、解决人力车夫的生存问题，但都不过是纸上谈兵。车夫们因生活所迫，不得不起而自救，举行罢工。

　　汽车使城市交通得以改善，而潜藏的市侩气息也随之暴露出来。民初轿车肇事伤人事件接踵发生。更有甚者，汽车为犯罪抢劫提供了更有效的作案工具，而警察对此徒叹奈何。民国初年，上海等地劫匪开车抢劫，然后逃之夭夭的报道屡见不鲜。41北京、天津、南京、广州也出现了类似混乱。“上流社会”在这方面的表现也不比歹徒更加“文明”。舆论讥讽北京的“十大特色”就包括“汽车在狭道上人丛内横冲直撞，巡警不加阻拦”；“高级军官不骑马，而乘汽车飞跑，若开往前敌然”。42天津的“达官伟人，以及稍有几文臭钱者，莫不鄙视人力车、马车，而以高坐汽车为阔绰。驾驶者又夙无经验，恃其坐主之有势力财力，横行乱骋。在坐车者自觉御风而行，非常得意，而贫苦人民，彳亍街头，被蹂躏于飞轮之下，时有所闻，良可痛也”。43鉴于此，天津警察厅规定汽车在人众稠密之地不得行驶过速。1920年，南京的“汽车已达30余辆，类皆政客之酬应物，及一般阔少之装饰品。纵横行道，人民因此致伤或殒命者，屡有所闻”。44上海、广州等地市民视汽车为吃人的“市虎”，有竹枝词感慨：“往来如织密如麻，满眼汽车与电车。谁说中华生命重，噬人虎口日增加。”45物质文明如果没有相应设施和道德水平相配合，则成为危害大众的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