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知识界关于“文明”的认知与思辨(4)

　　近代思想家对文明时潮保持了理性和警觉。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指出：“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景。非有他也，智识愈高，虽欲举一废一而不可得。”善恶俱进，故“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46他看到了社会进化的必然性，又对“进化之用”的负面效果有所认识，这是其辨析近代文明的理论基础。在具体问题上，章太炎的主张并非一成不变。戊戌时期，他一度肯定“天地之运，愈久而愈文明，则亦不得不愈久而愈侈靡”。47将“侈靡”与“文明”统一起来，适应了清末求富求强、发展工商业的思路。但到1912年奢靡之风愈演愈烈，风俗日益浇漓之时，章太炎则在上海的一次演说中指出：“赌博启人侥幸心而妨害恒产，应严禁。其竞马斗牛等亦然”；“在公共场所，效外人接吻、跳舞者，男女杂沓，大坏风纪，应由警察禁止”。48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章太炎开出的仍然是整饬风俗、道德自律一类旧药方。

　　对于社会弊病，知识界没有切实有效的改决办法。可以说，康有为对公共浴堂的针砭，胡适对人力车夫的关注，章太炎禁止跳舞、赌博之议，均无实效。近代思想家更多地注重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和根本解决。最有代表性的孙中山注意到，“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着紧”。欧美各国生产力迅速发展，物质生产日益丰富，而贫富分化更加剧烈，一切利益都被资本家享尽，所以欧洲社会党人常说“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孙中山认为，这是矫枉过正的话。“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孙中山的办法是实行民生主义。49他试图从社会机制上防止近代文明的弊病，虽不失为远见卓识，但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孙中山式的“根本解决”不可能完全实行，所谓取善避恶也只能停留于理想层面。

　　社会的文明程度必须以发达的物质生产为基础，却不能因此助长奢靡之风。近代知识界的重要刊物《东方杂志》注意到，中国数十年来虽然输入了西方物质文明，但多是“依样葫芦”，故这种输入“不过如儿童之欢迎玩物，但求纵其欲望，他无所知。是吾社会乃物质文明之消耗场，而非物质文明之生产地也”。50有的还指出其严重后果：

　　    夫国家所以日贫者，以奢侈模仿文明之故也；民德所以日退者，亦以奢侈模仿文明之故也。……盖民德之进退恒与耗财之多寡为比例。通商之地号为文明，百货腾贵，而嗜欲复诱之于外，加以贵显之家习于奢侈，浸以成俗。贫者身居其地，虽欲不奢侈而不能，耗财愈众则愈流于贫，欲求济贫之策势必陷身于不义，此岂民性之恶哉？社会之罪也。51

　　“一战”爆发后，该刊更是倡导“先民勤俭节约”的美德，提出“勤俭生文明”的观点。52其主编杜亚泉进一步申述：文明“本为生活之总称，即合社会之经济状态与道德状态而言之”。但文明常常发生“病变”，而东西洋之现代文明，“皆不能许为模范的文明”。从经济上看，西方社会“以科学为前驱，无限之欲望随之而昂进”，“耗之于奢侈，掷之于军备，破坏之于战争”。而其道德观念“为权力本位、意志本位”。道德与否，“在力不在理”。为了防治西方文明的弊病，调和中西的杜亚泉一面弘扬传统道德，一面倡导人们实行“简朴之素风，无为西洋之物质文明所眩惑”，对于“奇巧高贵之品，便安享乐之法，仅为上层社会发达肉欲计者，及奢侈品、装饰品、消耗品，以诱惑普通社会而害其生计者，必力屏之”。53他以西方文明为鉴，从道德层面剖析文明风尚的偏向，对近代文明观的价值重心有所调整。

　　五四新文化人与《东方杂志》的主张不尽相同，却同样重视道德尺度。陈独秀认为，爱国主义不仅是“为国捐躯”，而且应养成高尚的“国民性质”，即具备勤、俭、廉、洁、诚、信六种品德。他倡导的“俭”德也是针对世风而论：“奢侈之为害，自个人言之，贪食渔色，戕害其生，奢以伤廉，堕落人格。……以生活习于奢华，自趋陷阱。自国家社会言之，俗尚奢侈，国力虚耗，在昔罗马、西班牙之末路，可为殷鉴。消费之额，不可超过生产，已为经济学之定则。”54他不仅从个人品德，而且从国家盛衰来认识奢侈之害，表明了遏制奢风的强烈愿望。

　　五四以后，知识界进一步探讨了奢侈与物质文明的关系。较之一些人笼统地将奢风归咎于文明潮不同，蔡元培揭示了文明消费的本质：“文明者，利用厚生之普及于人人者也”。如道路设施、电灯照明、普及教育、图书馆和博物院等等，“所费虽多，而不得以奢侈论”。相反，“奢侈者，一人之费，逾于普通人所费之均数，而又不生何等之善果，或转以发生恶影响”，如一些贵族富豪的穷奢极侈。因此，文明与否，并不在于耗财多少，而在于为谁所用。文明消费的本质在于服务社会，造福民众。故他认为，“谓今日之文明，尚未能剿灭奢侈，则可；以奢侈为文明之产物，则大不可也”。55蔡元培澄清了奢侈与文明的本质区别，也彰显了文明风尚的民主性内涵。与此思路相同，一些人提出了遏制奢侈消费的办法，这就是：“当道诸公，服饰器具，均用国货。良以风俗之坏，每坏于有力者标新炫异，初不过少数人倡之，少数人和之，辗转相引，其数之多，至不可思议，而奢靡遂成为习尚。”56这无疑有一定道理，只是“当道诸公”并不能以身作则，而有识之士的道德教化又无济于事。民初学者试图以道德修身来完善文明观，抑制走火入魔的社会风气，却未能找到并设计出一套有效的社会机制。

　　摒弃殖民主义意识

　　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到，古代文明的“征服者总是被视为野蛮人”，如入侵中国的蒙古人和满族人；但到了近代，“欧洲殖民者总是打着向野蛮人和原始部落传播‘文明’的幌子”。他认为，中世纪被看作“野蛮人”的征服者在入侵之前实际上已经多半文明化了，在入侵之后又同化于被征服者的文明。比如，土耳其人成为12世纪伊斯兰教的传承者，蒙古人、满族人则消失于中国的芸芸众生之中。57布罗代尔的评论不尽准确，而其重新认识文、野之分的思路却具有价值，这也是近代西方学者调整文明观念的反映。古代的文野之分具有相对性，近代文明论也当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