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知识界关于“文明”的认知与思辨(6)

　　虽然梁启超与福泽谕吉的看法相似，但我们也不宜像有的论者那样夸大两者的表相之同，而忽略其民族立场和思想实质之异。福泽所谓文明论，本质上不是讨论文明问题，而是为日本侵略者造势的理论。梁启超的文明论虽然受过福泽的影响，却是中国知识界反抗侵略、救亡图存的呐喊。梁氏赞颂古代开疆拓土的英雄是针对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而鼓舞民气，承认文、野差异意在激发国人奋发图强。他的文明观蕴藏了浓郁的国家主义情结。康、梁编辑的刊物不乏揭露西方文明虚伪性的文字，有的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列强指责东方各国“或曰野蛮，智识薄弱，无开发天赋富源之能力，我辈宜代之开拓，方足完文明人之义务；或曰劣等人种之受优等人之统治，天之理也，我辈宜导之于文明，即用暴力非所顾也。所论虽不一，帝国主义之性质，于理论上则诚如是矣！”“帝国主义质言之则强盗主义也”，而“有所谓文明，所谓野蛮，所谓天职，所谓义务等议论以文之”。73这种揭露帝国主义本质的文字，即使放在后来激进的革命年代也不会逊色。

　　既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颂扬古代开疆拓土的民族英雄，又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看起来缺乏理论的一致性。其实，康、梁等人言论的思想底蕴还在于国家主义。惟其如此，他们发现了中华文明的永恒价值，肯定中国古代向周边夷狄世界传播中华文明的行为；也对近代盲从西方文明的风气提出了警告。康有为否定盲崇西俗的风气：“今之学者，不通中外古今事势，但闻欧人之俗，辄欲舍弃一切而从之，谬以彼为文明而师之……苟非虚心以察万理，原其始而要其终，推其因而审其果，而欲以浅躁一孔之见，妄为变法，其流害何可言乎！”74他们赞同引进西方文明，但主张采取审慎态度，“推其因而审其果”。这种取舍体现了他们对近代文明话语的警觉，较之戊戌启蒙宣传有所深入。

　　比较起来，章太炎对西方文明观的认知更显深刻。他认为，“今之言文明者，非以道义为准，而以虚荣为准。持斯名以挟制人心，然人亦靡然从之者。盖文明即时尚之异名，崇拜文明，即趋时之别语”。75他否定世俗时尚，看到了西方“文明”旗帜下的道义缺失，故一再告诫青年不要“虚慕文明”。在他看来，“虚慕那物质上的文明，其弊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虚慕那人道主义，也是有害的”。76这表现出他对西方价值观的怀疑，已不仅仅停留在否定文明风尚的形质化偏颇上。

　　循此思路，章氏取资于佛道学说，以揭露列强在文明旗帜下进行的野蛮侵略。他阐发庄子的《齐物论》思想，认为“应物之论，以齐文野为究极”，而西方“志存兼并者，外辞蚕食之名，而方寄言高义。若云使彼野人，获与文化，斯则文野不齐之见，为桀跖之嚆矢明矣”。77依据西方的文明观，东方及土著民族仍处于半开化或野蛮状态，因此他们的殖民行为也变得理所当然。而在章太炎看来，“文明野蛮的话，本来从心上幻想出来，只就事实上看，什么唤做文明，什么唤做野蛮，也没有一定的界限，而且彼此所见，还有相反之处”，“所以，第一要造成舆论，打破文明野蛮的见，使那些怀挟兽心的人，不能借口”。78所谓文明是“从心上幻想出来”，借用现代语言，即文明是根据自己的思想需要建构出来的，这不失为对西方文明观的深刻认知。但当时章太炎的见解不能影响全局，他于是提出：“诚欲辨别是非者，当取文明野蛮之名词而废绝之，宁沾沾焉随俗为向背乎？”79这种洞见与其说是箴砭社会俗尚，毋宁说是针对西方文明观的釜底抽薪之法。

　　“太炎弟子”鲁迅也反感近人“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的风气。他认为，历史上“以力角盈绌者，于文野亦何关？”换言之，民族之间的强弱、胜负并不一定表明文、野之分。因而他反对一些人“托近世文明为后盾，有拂戾其说者起，辄谥之曰野人”的做法：“第不知彼所谓文明者，将已立准则，慎施去取，指善美而可行诸中国之文明乎，抑成事旧章，咸弃捐不顾，独指西方文化而为言乎？”他认为，西方的文明旗帜并没有增色中国的良风美俗，却已成为一些人奔走干进、私售其说的托辞。鲁迅对尼采笔下察罗图斯德罗（Zarathustra）那种批判、逃离西方“文明之邦国”的做法是相当赞赏的，认为“此其深思遐瞩，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又无望于今之人，不得已而念来叶者也”。80他批判地看待文明时尚，像尼采一样强调“文明之朕，固孕于荒蛮”，“文明如华，野蛮如蕾，文明如实，野蛮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81鲁迅对近代文、野观念的剖析和反思，与章太炎阐发庄子学说可谓异曲同工。

　　除章氏师徒之外，清末革命志士也不乏触及西方文明本质的文字。有的感慨美国的黑奴制度和种族歧视：“嗟乎！白人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真乃惨无人理矣。”82有的不仅谴责列强的军事侵略，而且对其经济、文化侵略有所认识：“19世纪，欧洲各国由民族主义进而民族帝国主义”，于是以“文明”的手段亡人之国：“美其名曰交通利益，输入文明，从表面观之，一似平和无事，依然锦绣之山河，而不知夺我主权，灰我民气之狡谋，其毒不知几千万倍于枪林弹雨也。”83对此，他们提出一方面要振兴实业，发展物质生产，另一方面要对东西方精神文明取长补短，融合新旧。“当采世界文明之所同，而去其一二端之所独，复以吾国性之所独，融合乎世界之所同。毋徒恃此摹仿袭取者，慊然自足，夸耀其文明之进步也”。84这种思想认知也见诸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有一出讽刺误识中西文明的话剧，其主角贾人俊在国外游学数年，回来后反感中国的尊卑长幼之序和人伦规范，在他看来，“外国都是些文明先进国，只有中国是个半开化国。这半开化国的名称，还是外国抬举中国的，其实中国只好算得一个顽固国。……凡事都有要从学习文明国入手，哪怕只学得一点皮毛，横竖比咱们的骨格还强得多”。85他把“开通”看作文明的标志，竟然声称：妓女的“多夫主义，便是开通到了极处”，体现了“自立”和“自由”，当然也是文明的。86不难发现，贾氏荒谬文明观的根源是他一味模仿西俗，对西方文明不加选择，甚至有意曲解。该剧作者借贾氏之妻及亲人的言行对其进行了辛辣讽刺和批评。贾氏的妻子聪娘说：“中国不及外国的地方，并不是专门学一个文明的形式就可以了结的”，只要对中国的风俗习惯进行整顿改良，“中国的文明程度，究竟比外国高得多呢！”87这实际上表达了作者的看法，虽不能说完全准确，却包含着对殖民主义意识的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