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的分化与粘连(4)
辛亥革命网 2014-09-26 10:48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作者：马敏 查看：
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内部各经济集团的分化趋向及达到的水平，可以从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式一—股份和合资公司设立情况加以观测。1912年全国共设立各类公司977家，合计资本总额110890．86千元，其中工业公司531家，占资本总额的49．42％；商业公司131家，占资本总额的12．11％；运输业公司144家，占资本总额32。74％；农业公司171家，占资本总额的5．73％。（《中华民国元年第一次农商统计表》。）可见，虽然工业资本在绝对数量上远低于商业资本，但其公司数和已缴资本额却大大超过商业资本，占全国公司资本总额的将近一半。这证明恰恰是工业资本而不是商业资本体现着近代民族资本的历史发展方向。
二
中国早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已经在经历着深刻的内部经济分化，这是事实。但是，在经济分化过程中各种经济成份、各个经济集团又粘连揉合、交融互摄，缺乏明晰的边界，这也同样是不移的事实。如果说经济分化趋向反映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共性，体现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面，那么，严重的粘连性或不纯粹性则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个性，反映着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发展的一面。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经济结构的畸形，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此种严重的经济粘连性所体现。
首先是纵向分化不充分。各经济集团内部按照资本主义化的程度而形成若干金字塔状的过渡层次，其顶层可能已具备了较高的近代性，但其根基却沉埋在落后的封建关系之中，各过渡层次之间又很难划上一条明确的界限，而是彼此粘连、交错杂陈。例如，工业方面虽可以大体区别为新式工矿企业和手工工场两个大的层次，但是，中国近代工矿企业的机械化程度和管理水平是很低的，有些小型工厂实际同手工工场难分轩轾，如1908年广州的一家火柴厂“雇有男、女、童工200人，除火柴梗、染磷使用机器以外，所有工作都用手工操作”。（《海关十年报告》（Decennial Reports），1902-1911年，广州，第146—147页。）事实上当时全国火柴工业大率如此。再如广东南海一带的许多缫丝厂，不过是在原有手工工场基础上，安装上一、二台缫丝机器，便摇身一变成了新式工厂，而管理办法仍蹈常袭故。（宣统二年《南海县志》卷二六，第56页。）据统计，直到1942年，中国工厂每一工人平均使用的马力仅为0．6匹。而美国在1908年为3．6匹马力，德国在1910年为3．9匹马力。（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第93页、9页。）可见，若以使用原动力（即发动机）为标志，晚清新式工业与旧式工业的界限划分有时是极为勉强和模糊的。至于手工工场同手工作坊、家庭手工业的联系则更为紧密，常常很难把这几种经济形式明确区分开来。如上海有些毛巾工场，都是利用厂外个体手工业代织完成。《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辑。甚至某些使用机器生产的大中型工厂也广泛利用个体手工劳动。广东汕头一家于1909年开设的织布厂，拥有电动织布机55台，雇工100名，但仍利用散在本城各地的约150台手工织布机为其特约加工。（《海关十年报告》，1902一1911年，汕头，第126页。）又如著名实业家张謇在江苏南通所创建的大生纱厂，基本上是与农村家庭手工业共存共荣，主要依靠供应苏南土布业所需的棉纱而存在和发展，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大生的市场不是一个在小农经济普遍破产的基础上，由工资和利润形成的新型市场，而是本质上由个体小农经济的需求决定的市场。”（林刚：“论大生纱厂的市场基础”，《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大生模式具有某种普遍意义，中国新兴产业集团往往是植根于广大旧式手工业者中间，二者的界限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往往被沟通、被淡化了。
商业和金融业方面又何尝不是如此？新式商业和旧式商业之间本来就不存在一条截然的楚河汉界。有些行业经营商品种类虽新，管理方式仍旧；有些字号营业内容无甚变化，但内部关系和经营方法上却有所调整和改良。两者相形之下，孰胜一筹？委实难以遽断。至于正正经经的新型商业资本家和一般旧式商人的界限究竟如何划定，在近代中国恐怕也难以找到一条适当的标准。更多的倒是方新方旧：既在一定程度上顺应时代潮流而趋新，但在许多方面却仍保留着传统的方式和习惯。金融业中新式银行和旧式钱庄、票号、帐局、典当不仅共生并存，而且业务上往往相互融通，人事上则时有交叉任职。本国新式银行经常以拆票形式在钱庄放置一笔存款生息，如1905年中国通商银行对钱庄的拆款，约占该行放款总额的60％。（《中国第一家银行》第142页。）票号一般也通过钱庄放款，所以金融资本集团虽依据近代性的大小多寡而有银行、钱庄、票号等若干过渡档次，但其间的区分和界限又并非是绝对的和一成不变的。
总之，从纵向考察，各资本集团均处于层层粘连、递进的过渡形态，具有丰富的层次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