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的分化与粘连(7)
辛亥革命网 2014-09-26 10:48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作者：马敏 查看：
依据若干相对系统的统计，工矿业中，1895—1913年，买办投资的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民族厂矿企业共55家，其中有资本可查者43家，资本额共计20495千元。（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979一981页。）轮运业中，1872—1893年，轮船招商局等八家本国轮船公司中，买办共投资1067000两，占这些轮船公司资本总额的54．5％。金融业方面，十九世纪四十至八十年代，查明曾拨资开设钱庄的买办有唐廷枢等八人，其中唐廷枢、徐润、席正甫、严兰卿四人共出资450000两。（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桥梁》第125、115页。）在本国新式银行中，买办也拥有大量股份，如1908年设立的四明银行中，黄杏生和虞洽卿两人的股份共50000两，占该银行股份总额的10％。（洪葭管：《从借贷资本的兴起看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它完整形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也有一些买办投资于地产和田产，从事封建性很强的地租剥削。除已经提到的徐润而外，另一个著名买办王槐山曾在家乡浙江余姚购置田产7000亩，出租给农民耕种，收取高额地租。（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科调查资料，转见黄逸峰：《关于旧中国买办阶级的研究》，《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此外，象刘欣生、何晓生（何东）、祝大椿等人分别在上海、汉口、天津、香港等大城市购有为数可观的地产，从事房地产经营。
无论是从个体还是群体角度考察，从属于早期资产阶级中的买办人物均呈现出明显的经济粘连特征，很难用一般意义的商人、实业家或金融家的概念加以涵盖。或许是“始生之物，其形必丑”的缘故吧，我们所看到的早期资产阶级分子就是这样一批面目模糊、脚踩八方的“四不象”人物，而早期资产阶级中普遍存在的同乡团结和家族关系网，又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助长了此种经济上的交叉共融倾向。（关于资产阶级的同乡团结和家族结构，请参阅法国学者白吉尔夫人的新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法文本）第四章。）
不过朦胧之中亦有征兆可查，尽管早期资产阶级的经济结构具有盘结交错、扑朔迷离的粘连性或包容性特征，但在畸形天秤的砝码上，近代产业的比重毕竟是在逐渐增大。如到1911年为止，祝大椿在近代产业方面的投资估计已达214．25万元之巨。沈云沛的产业投资估计也达114．75万元。根据对包括祝大椿、沈云沛、严信厚在内的14个实业巨子投资情况的调查，辛亥革命前他们在近代产业方面投资共计999．51万元。另据有关统计，中国民族资本在近代棉纺业上的投资，1889—1899年为10435100元；1905—1910年为7598700元。20年中，商人和买办的投资共10755700元，占投资总额的59．64％。（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98一99页表。）这就意味着，虽然分化中又有粘连，分化在粘连的制约下进行，但分化终究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趋势。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正是在不断的内部经济分化中日益具有更加明显的近代特征，他们迈着沉重而蹒跚的脚步向近代产业资产阶级过渡转化着，然而，这又是一条何其坎坷而漫长的转化之路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