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裂变——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2)

    　姜义华先生一再指出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理性缺位”的内在困境，它导致了“发展统一的民族经济，繁荣新型民族的文化、建立近代主权完整的独立自主民族国家等问题 ，实际上仍未真正提上日程，至少长时间继续被置于从属地位。”(注：姜义华：《理 性的错位与缺位——个案分析之一：孙中山与中国启蒙运动》，《理性缺位的启蒙》， 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3页。)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中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内在冲突、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的矛盾等等，在在离不开他的敏锐视力(注：姜义华： 《人权与国权的双重追求——析孙中山的自由观》，《理性缺位的启蒙》，第275—293页。)。

   　 上述见解代表新一轮现代化视野之下的学术界反思历史的一个侧面。尚需进一步商讨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不同语境是什么?比如，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中是否有过以本民族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思路?如果有，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放弃的?孙中山是否一开始就认同了苏俄的反帝战略而做出联俄的主动选择?如果不是，又 什么原因促使他“转向”?中国的现实政治是否为孙中山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选择?如果 是，孙中山为什么错过了这一机会?

    　二、“统一梦”之下的政治结盟

    　民国初年，孙中山一度公开宣告民族主义目标的完成，这是众所周知的。及至五四时期，孙中山是否重拾民族主义的法宝，或在什么意义上重拾，目前史学界还是聚讼不已 。思想史式的从文本到文本的进路无法解决问题，年谱学的进路也许可以提供一条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途径。

    　1919年6月3日，五四运动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6月5日，时在上海法租界居住的孙中山收到马逢伯一函，指责孙中山对“巴黎和会允许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保持沉默的姿态，指出：“凡有血气者，莫不奋起；乃我公噤不一语，以开国之伟人，效刘胜之寒蝉，真令人百思不解其故”。孙中山答曰：“近日闭户著书，不问外事，如国民果欲闻先生之言，则书出版时，望为传布可也”(注：《批马逢伯函》(1919年6月5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4页。)。

  　  “不问外事、闭门著书”的孙中山所著何书?究其行踪可知，自1919年3月7日起，孙中山开始在《民国日报》发表《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的部分章节，3月17日、3 月20日、4月2日，孙中山分别向美国商务部总长、英国政府以及友人康德黎寄发实业计划。而南方大港的规划直至1920年3月才完成。在此期间，孙中山还完成了《孙文学说》。孙中山信中所说的即此所指。

    　《孙文学说》阐发的是孙中山“知难行易”思想，而《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关注的是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主张以外资从事建设生利事业，开辟市场，兴建工厂， 建筑铁路，修治运河，开发矿业”(注：《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 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9页。)。《实业计划》是孙中山实施中国物质建设的重要蓝图，它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进行了规划，论及交通、商港、铁 路、水利、农业、矿业、钢铁、边疆开发等十大项目。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提出的 最激动人心、也最具前瞻性的现代化计划。然而，作为实际政治家，孙中山最清楚，要 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首先必须完成国家统一，而要完成统一，就必须先铲除国内军阀 。这是他在南北分裂之后苦苦思索的结论。

   　 对于只有“革命精神”而无政治实力的孙中山来说，要完成铲除军阀、削平混乱以澄 清内政、步入建设的任务，就必须具备政治、财政与军事实力，并获得国际、国内各政 治势力的配合与支持。可以说，在1920年代的最后岁月里，孙中山的努力，便是一直穿梭在1920年代初的中国，可供孙中山结盟的国内主要政治力量，南方当首推陈炯明，北方则有奉系首领张作霖与直系干将吴佩孚。

  　  我们不妨先看看孙吴关系。

   　1919年南北和会之后，吴佩孚的力量迅速崛起。1920年，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胜出，迅速奠定其主宰北方政局的地位。对孙中山来说，在谋求国家统一中，吴氏配合与否可 谓关键。

   　 在当时，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吴佩孚，都在打量着对方。1921年，吴佩孚在占领两湖之后，为全力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曾经托人致意孙中山，希望合作。此后，吴曾邀请孙中山去北京商讨国家统一问题，并向孙中山提供过经济援助(注：参见韦慕廷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页 。)。但孙中山以吴佩孚“事事骗人”、“说话毫无信义”为由，予以拒绝(注：《吴佩 孚代表在粤之运动》，天津《大公报》，1921年12月5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影印版，第58分册、第515页。孙中山拒绝与吴佩孚联合的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他认为在直奉对抗中胜利者将是张作霖。参见《马林为格克尔同孙逸仙的谈话所作的记录》(1922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简称《联共、国民革命》)，第135页。)。

    　自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胜出，苏俄就一直期望孙中山与吴佩孚联手(注：苏俄的“亲吴 ”、及其在陈炯明事变后提出的孙吴联盟，自然有苏俄的国家利益在，其中包括对中东铁路权益的争夺、抗衡张作霖等因素。参见李玉贞、杜魏华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444页)；林家有：《共产国际与吴佩孚和孙中山》(《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282 页)。有关共产国际与孙吴关系的研究，另参见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傅振刚、徐有礼：《论李大钊与共产国际“联吴计划”的关系》(《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2期)；孙刚：《革命先行者的珍贵文献——读新发现的孙中山致越飞书信两封》(《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 。从1922年8月4日派克斯给加拉罕的电报中可以看出，苏俄曾提出孙、吴联合的问题( 注：《派克斯给加拉罕的电报》(1922年8月4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98页。有关共产国际孙吴联盟计划及其实施，同时参见：《马林为格克尔同孙逸仙的谈话所作的记录》(1922年9月26日)、《越飞给吴佩孚将军的信》(1922年11月18日)、《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1923年1月25日)，载《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135页、第155—156页、第203—205页。)。孙中山也曾多次派代表与吴佩孚联络。如1923 年10月2日，孙中山派徐绍桢赴洛阳拜访吴佩孚，希望建立孙、吴联盟，吴的态度却已完全改变。他对徐说，孙中山虽是一伟大人物，但他的知识与言论“祖述泰西”，其主张“迄于今日尚未有见任何寄与于国利民福”，因而，吴佩孚拒绝与孙中山合作(注： 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辑第67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版，第428页，第4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