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裂变——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7)

    　更关键的问题还不在《建国大纲》，而在此前孙中山与舒尔曼的谈话内容被报纸公布。孙中山在与舒尔曼的谈话中主动邀请列强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严重破坏了孙中山的爱国者形象，也使正在大力进行民族主义宣传的国民党遭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抨击。对此，孙中山是始料不及的。为此，他向鲍罗廷“请教”解救办法。而鲍罗廷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机，劝说孙中山以激烈的反帝言论来挽救自己的政治声誉：

   　 对此我回答他说，现在他沉默就意味着以他的名义发表的关于外国人进行干涉的声明是属实的，因而任何一个中国爱国者都不会宽恕他这一点。即便讲的是由帝国主义者、中国的敌人解除督军的武装，这也是对人民的背叛。如果说这个声明是他同舒尔曼全部谈话内容的断章取义和曲解，而我认为，它就是这样(注：鲍罗廷在这一段话之下注明：“后来我得知，所有这些，他都对舒尔曼说过，还得知舒尔曼正确地转达了谈话”。 参见《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联共、国民革命》，第475页，注1)。)，那就应该立即予以驳斥。驳斥的方式之一可以是在代表大会上作一个关于宣言的发言。其中要明确谈到同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任何干涉的斗争、同他们的一切特权和权利的斗争，废除一切强加的条约，等等。在这里他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来消除对他同外国人搞妥协并支持他们干涉中国的种种怀疑。他的这个发言可以在全世界发表，那时舒尔曼为帝国主义 觊觎中国而利用孙的企图就会遭到可耻的失败。(注：《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不早于 1924年2月16日)，《联共、国民革命》，第476页，第474页，第474—475页。)

    　这就是孙中山“转向”苏俄民族主义的历史过程。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政治，不论是将它作为纯粹的道德，还是将它认作纯粹的技术，都无法将其目的与手段绝对割裂。 为完成他的统一之梦，孙中山穿梭在列强之间，寻求可以得到的任何支持。而不问列强支持背后必然的利益索求。在利用列强反对国内各政治力量的合纵连横中，孙中山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华，也饱尝了这种“以夷制华”策略的美味醇酒。而今，他得吞下“以夷 制华”政治这杯变味的苦酒。而为咽下这杯苦酒，孙中山又不假思索地饮下了鲍罗廷提 供的鸩酒——饮鸩止渴，这就是孙中山进入苏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缘由，也是孙中山民族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的行为模式。

    　1924年1月27日，孙中山在广州高师开始系统的民族主义演讲，从这时起，孙中山坦然地宣扬苏俄式“民族主义”理论并将这一理论作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尽管在不同的场合，孙中山偶尔会表示出内心的抗拒(注：在1924年2月与日本一个报人的谈话中，孙中山曾说自己的民族主义“于孟子得一暗示，复鉴于近世之世界情势而提倡之也”。民族 主义并不是列宁之糟粕，“不过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 成之者也。”(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850—1851页))，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借孙中山思想的鲜活躯体，回响在整个东方世界，并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的主潮。

    　四、民族主义与中国政治困境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既不能脱离他的时代，又不能局限于时代。惟有不脱离时代，才能同情地了解。惟有不局限于时代，才能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把握其意义，从而对历史做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评价。对孙中山的理解与评价同样要遵守这样的准则。

    　然而，后世解史者往往忽视历史发生之当时代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而以为有“后见之 明”的优势，就可以对历史人物任意褒贬。其实，历史研究最讲究知人论世，而要做到这种“同情之了解”，仅有知识优势是远远不够的。对历史人物的心智体验与生命切近 ，对历史人物处境之同情，悲其所悲，乐其所乐，思其所思，求其所求，与历史人物处同一境界，才是真同情。而要做到这一点，对后世史家来说，又何其困难。反倒是当时 代人最能体味他的时代，因为没有一个“隔”字碍着。如果我们回头检视孙中山同时代 人、尤其是其同志与敌手对他的评价，也许会得出更接近历史原生态的结论。

    　1921年3月5日，蒋介石曾给孙中山一信，建议在根基未稳，议员不足的情况下，不要过早选举总统，并由此对孙中山过于依赖外交提出批评：

    　先生之主张早选者，其目的在注重外交与对抗北京政府为最大关键，但由中正观察， 或有未尽然也。回忆吾党失败之历史，无一次不失败于注重外交者。民国二年及五年二 度之革命，先生皆借重日本以为我党之助，乃日本反助袁(世凯)、助岑(春煊)，以制我 党之进行，吾党因以失利。逮乎民国七年，先生督率海军南下，声势不可谓不浩大，而又恃美国外交为之援助，宜乎不致失败，不料西南主张纷歧，内部不能统一，吾党又因以失势，英国从中妨碍，而美国反为壁上观，则外交之不足恃，盖可知矣。(注：毛思 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局1965年影印版，第122页。)

    　吴佩孚则将孙中山依赖外力的政治举措概括为“技术政治”。他在同徐绍桢的谈话中指出：“余信政治之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似认政治为一种技术。不知《大学》所谓治国平天下之根源在于诚意正心修身，示人以万姓率由之轨范。”(注：赵恒惕等编： 《吴佩孚先生传》，第429页，第428—429页，第444—445页，第446页，第446页。)

    　对孙中山这种“技术政治”，吴佩孚一再提出警示：

 　   彼所理想之主义，迄于今日，尚未有见任何寄与于国利民福，目前干戈之扰攘，苍生之困厄，岂非数倍于彼所视为腐烂而成打倒对象之前清末叶政府耶?孙先生一出，精神的或实际政治的，果有何物以俾补中国乎?不独此也，彼急求成功，为敷衍一时计，从来不问其对手为何人，只有乞助于妥协一途。甚至联络日本，因无结果乃转而欲利用俄 国，不图反为俄国所利用。然其所标榜于外着，则仍为救治中国数千年之痼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