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裂变——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8)

    　孙先生连结俄国共产党，冀利用其学说组织，以谋自己事功之顺利，以为到时断绝其关系，取所谓“飞鸟尽良弓藏”之态度，则可坐收其利而不致贻患后来，其纯为理想彰 彰明甚。夫鼓动革命风潮，一时虽不免于破坏一切传统，然苟无一贯不变之范畴及信念，则危险随处潜伏。若在有深厚传统而千古可行之不成文法之中国，强将尚未腐朽之根柢而尽破坏之，则此后之建设不特困难重重，且致发生反动，终见全体之逆转，此不能不认为当然之归结也。(注：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传》，第429页，第428—429页 ，第444—445页，第446页，第446页。)

    　吴佩孚对“技术政治”与“道德政治”的区分，及其对“技术政治”导致的现实后果 的警醒，基于他对孙中山政治实践与自身政治实践的反思。因而，如果将孙中山与吴佩孚的政治实践做一个简短的对比，或许能更好地理解吴佩孚提出这一观点的内在理路。

   　1917年南北分裂后，吴佩孚与孙中山一样，有着统一国家的梦想。但正如韦慕廷所指出的，在1920年代，中国的政治统一既不能通过各军事实力的协商，也不能通过封建割 据与联省自治达到，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军事统一(注：C.Martin Wilbur, Military Separatism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1922-1937.cf.Ping-ti Ho and Tang Tsou ed.China in Crisis Vol 1,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220.)。吴佩孚提出“武力统一”的构想，也正是出于这一思考。然而，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最终以失败告终。其因何在?颇费猜思。

    　1922年5月，吴佩孚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胜出，“直系即中央”的政治格局得以形成。 吴氏对中央政治的影响力达到顶峰，“联吴”成为取得中国政府认同的关键因素。同年8月，越飞使团访华，与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苏俄一直保持与吴佩孚的联系，并提出建立以吴佩孚为中心以对抗资本主义世界的“民族统一战线”。但吴佩孚拒绝了，因为他不愿意在国内统一问题上夹入外力因素。

   　 在国内政治力量的角逐中，吴佩孚也信守着儒家的政治道德。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 爆发，吴佩孚的直系军队已攻入山海关，眼看可以底定东北，统一国家，结果以10月23日冯玉祥阵前倒戈、囚禁总统曹锟而功亏一篑。

   　 吴佩孚知道兵败已不可挽回，乃镇静处之，于10月26日悄然离开战场。在作为指挥部的专列中，商议战败事宜。而此时各路实力蜂拥而来，希望与吴佩孚重建关系，其中有日本领事吉田。吉田劝吴佩孚与段祺瑞再结旧缘，但吴佩孚以大义断然拒绝。他说：

    　惟各国之历史与国民性各异，故关于国家观念，亦彼此不同。欧美各国之建设，大抵不逾二百年之岁月，其能达千年之久者殊鲜。独我中国为有四千余年历史之旧邦，且有千古不磨之不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仪廉耻之八德是也。八德张则国宪立而国运盛， 苟坏其一，则无可收拾人心之准绳。(注：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传》，第429页， 第428—429页，第444—445页，第446页，第446页。)

    　吉田的段、吴合作计划被吴佩孚以大义拒绝了，而这一拒绝也就意味着吴政治生命的终结。对此，吴佩孚坦然处之：“关于个人一时之成败，本不在念中，此为我不能擅背曹而结段之原因，故宁为玉碎不望瓦全也。”(注：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传》， 第429页，第428—429页，第444—445页，第446页，第446页。)

    　吴佩孚兵败后，奉系张宗昌扬言要取其头，吉田力劝吴入住日本租界，吴佩孚再次拒绝。他说：“战败而逃入租界，偷安一时，全与余平生主张相反，且有辱国家体面，尤为余所不取。纵余不幸玉碎于此地，亦毫无托庇租界以谋瓦全之心。”(注：赵恒惕等 编：《吴佩孚先生传》，第429页，第428—429页，第444—445页，第446页，第446页 。)

    　吴佩孚对自己政治命运的表述，展现着中国传统道德政治的持久魅力，也预示了由于外力因素的存在，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角逐中，这一充满魅力的道德政治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的结局。

    　与吴佩孚不同，在孙中山的国内政治博弈中，无论是联吴、联张、联段、联冯还是与 桂系、粤系、滇系、共产党的结盟，都只是实现他政治统一之梦的手段，是暂时的技术 性的政治运作。在实力政治的角逐中，任何联盟都只是工具，既无永恒的敌人，亦无永恒的朋友。在寻求国际政治的援助中，孙中山同样一本其技术政治的精神，而非中国传统的道德政治。

    　吴佩孚对道德政治与技术政治的这种区分，似乎还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故有必要在此稍作分疏。在吴佩孚的视野中，“政治”二字取儒家“政者正也”之格义，即《论语 》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国家政治与个人修养在实践的层面上合二为一。传统政治的这种道德化倾向，不仅强调政治的道德示范与教化功能，更强调政治行为本身必须遵循道德规范的约束。而所谓技术政治，虽可以上追至先秦时期 的兵家、纵横家、法家等，但经过汉代以降的儒化，技术政治始终被抑制，丧失了合法性。吴佩孚对道德政治与技术政治的这种区分，还含有对西方政治实践的观察与判断。 这一判断，显示了吴佩孚过人的政治洞察力。在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理论中，马基雅弗利是最早将道德从政治中分离出来的政论家，政治被定义为纯粹的“权术”。韦伯将这 种分离认作政治理性化过程中最显著的特征，韦伯自己更是强调“政治不是，也从来不可能是一门以道德为基础的职业。”(注：[德]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 ，阎克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6页。有关政治理性化过程的论述，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在韦伯看来，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分野其实就在这里。技术政治对道德政治的楔入并最终导致后者的分崩离析，是西方政治现代性的基本面相。这一现代性的强势弥散，在西方，经历了一个传统道德政治的消殒过程。尽管吴佩孚对西方现代政治的这一过程也 许并没有理论上的了解，但现实政治的展示是最好的版本。吴佩孚自身的经历昭示着政 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结局，展示了在现代性技术政治冲击之下，一切传统的美好秩序在一刹那烟消云散的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