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裂变——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5)

   　 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顾维钧——加拉罕谈判，其结果就可想而知。及至20世纪60年代 ，顾维钧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仍在感叹：“几十年来，特别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将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混为一谈，一直是中国的灾难之源。”(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册，第317—318页，第3 34—335页，第341页，第341页。)

   　 置北京政府于被动，正是孙中山倒向苏俄的直接目的。只有通过苏俄之手“将死”北 京政府，孙中山才能在国内政治角逐中化被动为主动，救活因陈炯明之变所造成的僵局 ，并成功地从国内政治博弈中占据主动。

    　1924年9月3日，卢永祥发动江浙战争；9月4日，张作霖通电响应；9月5日，孙中山发布北伐宣言；9月8日，北京政府下令讨伐卢永祥；9月9日，蛰居天津的段祺瑞通电支持 奉系；9月12日，吴佩孚由洛阳入京，主持战事，第二次直奉战争全面爆发。1924年10 月23日，受苏俄政府与孙中山的资助，直系内部冯玉祥阵前倒戈，吴佩孚全军崩溃，从而结束了吴氏在1920年代中国政治的主宰地位。在错综复杂的国内政治博弈中，孙中山胜出在望。

    　三、政治博弈与民族主义

    　政治实践是一种妥协。在国内政治结盟与国际政治合作中，孙中山的妥协为他的胜出创造了条件，但也得为之付出了代价：接受苏俄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殖民地民族革命 这一意识形态。至于孙中山是否如某些思想史家所说，在思想上接受了苏俄以反帝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注：这是革命史学的主流观点，该观点可以在达林的回忆中找到一种经典版本。参见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126页。)还是将接受民 族主义纯粹作为一种策略?(注：据马贵凡观察，台湾学者多持这种观点，参见马贵凡：《俄罗斯学者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5 期)。海外学人郭恒钰认为，孙中山联俄容共是一种平衡的战略阶段(参见郭恒钰：《共 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7—138页)。)孙中山在倾向苏俄 过程中，是否就如某些史家所说的“善忘”，放弃自己摸索出来的现代化理路，而主动 地进入苏俄反资本主义的世界战略之中?如果不是，又是什么样的困境阻止了孙中山对 现代化理想的追寻?这些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我们不妨回到历史的现场，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1921年8月，齐切林致函孙中山，赋予孙中山以“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性压迫统治的斗争”的“光荣”称号，试图将孙中山纳入列宁的殖民地民族革命这一理论框架。而孙中山在复函中的回应却是：“列强仍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军阀”。孙中山暗示他所谓的“列强”是指日本。显然，对苏俄以“帝国主义”理论加诸自己头上的民族主义形象，孙中山并不认可(注：《布尔什维克》(苏联)1950年第19期，译文转自《新华月报》总第60期。)。

  　  1921年12月23日，马林赴桂林访问孙中山(注：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2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第26页，第28页，第29页，第31页。)。作为 共产国际“民主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向孙中山介绍列宁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自然是他此行的任务之一。这是孙中山与列宁民族主义理论的第一次全面接触。尽管他表现出一定的兴趣，但并不准备认同。十多年之后，马林在接受伊罗生的采访时回忆 ：“国民党领导集团方面对群众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相联系的重要性缺乏理解。这是中 国反帝力量在发展民族主义运动道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注：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2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第26页，第28页，第29页 ，第31页。)

  　  1922年1月10日，马林起草《中国的复兴与俄国关系》备忘录，希望在此基础上与孙中山达成协议。该备忘录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将中国纳入苏俄反对华盛顿体系的 框架之中。完成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就是实行“纯粹民族主义的宣传”。对苏俄“纯 粹民族主义”的接纳，成为获取苏俄援助的交换条件。

   　 苏俄这一次又将面临失望。1922年4月，达林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南下广州，希望与孙中山建立“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同盟，却遭孙中山拒绝。他对达林说：“请不要 忘记了，香港就在旁边，如果我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将采取行动反对我。”(注：达 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26页，第1 13页。)

  　  从以上所述的孙中山与苏俄“民族主义”对话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孙中山对苏俄“帝国主义”理论的解读，还是苏俄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理解，都没有进入对方的语 境。倘若以这些文本为依据，认定孙中山在思想上完成了民族主义转向、正式接受了苏俄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理论，这样的结论只能说是把简单的文本当作复杂的历史。

  　  孙中山对苏俄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接受”，其实只是他与苏俄政治博弈的结果。 思想层面的接纳还是拒斥，最终反映的是实际政治力量的互动与消长。

    　在孙中山抛离人世整整10年后，马林在与伊罗生的一次谈话中，对陈炯明事变之后的这段历史有过回顾。他说：“孙中山在1922年被陈炯明逐出广州后，我曾与他在上海多 次会谈。他请我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阐述关于群众运动的观点，他变得更易于接受意见 了。”(注：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2年的中国问题》(19 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第26页，第28页，第29页，第31页。)马林说：“由于孙中山在广州的失败，迫 使他不得不按照发展现代群众运动的路线来考虑问题，其次，考虑从俄国取得援助。” (注：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2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 月1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 ，第26页，第28页，第29页，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