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裂变——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4)

  　  基于天怨人怒，加上孙中山所期待的北伐军又无法回师相救，孙氏只好于8月9日乘英国炮舰离开广州，避入上海法租界。

   　 在国内政治力量的合纵连横中，孙中山已失去最后的依靠。而在寻求外援的努力中， 孙中山又连连遭到英、美、日等国家的冷遇与白眼，惟一主动对他表示友好的外在势力只有苏俄(注：20世纪20年代通过凡尔赛—华盛顿会议，欧美列强与日本在中国的力量处在一种胶着状态。革命之后的苏俄由于遭到西方势力的联合封锁，不得不在东方寻求 出路。这一时期，就中国的外在势力而言，苏俄始终处于积极的进取状态，所以本文注 重孙中山与苏俄关系而淡化他与其它列强的关系。这也是本文研究视角的限定。对孙中 山此期与列强关系的全面研究，参见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六章 ，尤其是其结论部分；孙中山与美国之关系的研究，参见李云汉：《中山先生护法时期 的对美外交(1917—1923)》(载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 982年版，第213—248页)；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章)；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参见俞辛：《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俞辛：《躬耕集》([北京]中 华书局2003年)。)。而在孙中山寻求苏俄的援助时，苏俄也正在寻求中国的外交认同， 并且正遭到北京政府与实力派直系的抵制，渴望从僵局中解脱出来。孙中山与苏俄各自 谋求与对方合作的政治基础也就不言自明。

    　陈炯明事变之后第7天，孙中山即指示陈友仁与达林联系，并转告达林：“现在我深信 ，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注：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26页，第113页。)。孙中山还在给列宁的 信中，提出派全权代表团赴苏俄“会议符合俄中合法利益的共同行动”(注：《孙中山致列宁信》(1922年12月)，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6—677页。)。8月底，孙会见越飞的代表马林，表达与苏俄建立联盟的渴望，并承诺予苏俄以参与中东铁路管理的权力(注：马林：《中俄在中东铁路的冲突》，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下册，第1496页。)。在致越飞的信中，孙中山请求苏俄军事援助(注 ：《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2月20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166页。) 。并进一步提出由苏俄装备孙的10万部队、从四川和甘肃进入蒙古，然后进攻北京的要求(注：《越飞给联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年1月26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214页。)。

    　孙中山的示好，使处在与北京政府建交谈判僵局中的越飞喜出望外(注：苏俄全权代表 越飞与1922年8月12日抵京，与顾维钧就中苏建交问题进行谈判，在苏俄非法驻军外蒙 以及中东铁路等问题上，双方一时各不相让，谈判陷入僵局。)。他立即抓住这一契机 ，给北京政府施加压力。顾维钧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他(越飞)又说，他可以肯定， 孙中山博士和他所代表的党将会更加赏识他从苏俄带来的友好建议。”(注：中国社会 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册，第317 —318页，第334—335页，第341页，第341页。)

    　1923年1月26日发布的《孙文越飞宣言》表明：苏俄在北京政府那里没有得到的东西， 在南方的孙中山手里轻易取得。

   　 该宣言的基本内容包括四点，涉及苏俄保证不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中东铁路问题、 外蒙问题、中苏复交问题。从苏俄的国家利益看，这一宣言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一，承 认苏俄在外蒙驻军的合法性，承认苏俄单方面与外蒙签订之条约的有效性，从而在事实上承认了外蒙的独立；其二，关于中东铁路的路权问题，允许苏俄有代价的让渡。而孙 中山在这一宣言中得到的，是苏俄保证不在中国推行苏维埃制度的承诺(注：《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1月26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670页。)。而事实上，苏俄在当时根本无意亦无能赤化中国，孙中山在这里所争的，是旨在为自己洗刷“赤化”的罪名(注：见《字林西报》1922年9月30日孙中山的声明，针对陈炯明 在香港报纸披露孙中山筹组中德俄联盟的秘密文件，指责他“赤化”，孙中山有辩驳。 )。

    　但是，通过与苏俄的结盟，孙中山得到的还有纸面之下的东西。

    　1923年5月1日，即在该宣言正式发布之后3个月，马林接到苏俄政府转发致孙中山的电报。电报中涉及对孙中山的军事与财政援助：“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二百万金卢 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援款应使用一年，分几次 付，每次只付五万金卢布”，“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 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额很小，最多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 枪，十五挺机枪……”(注：《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的电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 编(1917—1924)》，第677—678页。有关孙中山西北作战区计划，参见杨奎松《关于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几个问题》，[北京]《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

    　《孙文越飞宣言》对北京政府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在王正廷——加拉罕谈判回合中， 苏俄已由被动转为主动。据顾维钧回忆，当时草签的《王正廷——加拉罕协定》，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册，第317—318页，第334—335页，第341页，第341页。)。为此，顾维钧及时中止了这一轮谈判。但这一协定以及《孙越宣言》所形成的概念性框架 却成为苏俄在下一轮谈判中的预设标的。稍后的顾维钧一加拉罕谈判，不过是在这一框架之下的讨价还价。而整个谈判过程不仅受到了苏俄煽动起来的激进知识分子的舆论压力，也包括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在背后的活动。因此，顾维钧认为：“他们的行动肯 定出于某种更加重大的政治目的，即推翻北京政府，夺取政权。”(注：中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册，第317—318页，第334—335页，第341页，第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