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裂变——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3)

    先是孙中山对吴佩孚的诚信表示怀疑，继而是吴佩孚对孙中山“以政治为纯粹的技术 ”(注：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辑第67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版，第428页，第429页。)无法认同，尽管苏俄一再在促使双方合作，无奈两人彼此之于对方均无好感，合作即成泡影。

    　再看孙中山与张作霖的关系。

    　在当时的政治博弈中，孙中山也一直在寻求与张的结盟，特别是在谋求联吴未果之后。1922年9月22日，孙中山发出致张氏父子的联盟信。同年10月，孙派出汪精卫、伍朝 枢赴东北与张氏谈判，广东方面也在大造孙、张联手的舆论，以壮声势。1923年初，孙中山公开发布谈话：“予与张、段之三角同盟，进行甚顺利，当以之制吴佩孚，吴若不 从余之主张，当用联盟之力讨伐之。”尽管张作霖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声誉已是臭名昭著，但在孙中山的眼中，毕竟张的实力仍属举足轻重，实力胜于雄辩。

    　在此之前，在孙中山的眼中，张作霖不过是听命于东京的胡匪头子(注：《复苏外交人 民委员会齐契林书》(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92页。)。自孙、张 结盟后，孙中山则在与苏俄对话的各种场合中为张辩护。他说，张作霖实际上是在想办法反对日本，他修铁路、建港口等，是准备用来对付日本人的(注：《孙中山致越飞的 信》(1922年8月27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393页。)。对可能出现的苏俄干涉张作霖，孙中山也为其说项(注：参见：《越飞致马林的信》(1922年11月17日)，《 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401页。《孙逸仙致列宁的信》(1922年12月6日)，《联共 、国民革命》第1册，第163—164页。)。

   　 尽管国内各政治集团、国际观察家对孙中山的联张政策大加挞伐，并将孙中山认作与 “旧军阀”并无二致的过时人物，但孙中山不为所动，继续坚持与张作霖的联盟。孙中山的联张政策及孙、段、张三角同盟，使他在国际国内的声誉颇受影响(注：孙中山的三角联盟，在国民党内部颇遭物议，参见桑兵：《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75—76页。有关孙中山三角联盟的全面研究，参见娄向哲：《孙中山与亲日派军阀关系之探讨》，习五一：《孙中山与奉系军阀》，两文载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下册。)。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更是耐人寻味。

    　陈炯明的实力无疑是孙中山1920年回穗重建北伐基地的重要依靠。在南方政府各种政治力量对比中，陈炯明是孙中山无法忽视的。然而，孙中山与陈炯明的不同政见，决定了这一联盟的暂时性(注：早在1922年，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就指出 ，孙与陈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陈“反对孙中山当选为大元帅，因为他认为中国应 实行地方分权而不是中央集权，他要求联省自治，同情吴佩孚的政策”(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174页、第190页)；1940年代，李剑农也指出过，孙陈冲突的原因在陈炯明信奉的是联省自治，孙中山却要武力统一(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505—512页))。1921年，孙、陈之间曾因总统选举、北伐问题发生冲突，最后以孙中山的失败告终。

    　孙与陈的冲突，并非个人恩怨，乃是主义的不同。按胡适的话说，是“陈氏主张广东 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做根据地，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可以成立的。”(注：胡适：《这一周》，《努力》第8期，1922年6月25日。)但在孙中山眼中，陈炯明的一切都是他给予的，陈必须忠于他个人，否则就是忘恩负义 。为了惩罚陈炯明部的军事“叛乱”，孙中山还一度不顾广州市民的吁请，下令海军炮轰广州城，造成平民伤亡。广州市民各团体在事变后集会商议，通过“维持粤局”决议四项：“一、通电赞成统一；二、请陈(炯明)回省主持；三、严限各方停战，如有一方不停，即视为三千万粤人公敌；四、组欢送孙大会。”(注：《国内专电(二)：香港电 》，《申报》1922年6月21日。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版，第181分册，第416页。)6月26 日，广州各界代表赴永丰舰请求孙中山停止炮轰城区，被孙拒绝。孙中山说：“我今日实力虽不足，然终有吐气之日。若果陈氏今早抵省，我即今早开炮，今晚返省，即今晚开炮。汝等即赞成之，则自负责任”(注：《再纪各界谒见孙叶两人之真相》，《华字日报》(香港)1922年6月30日。转引自沈晓敏：《广州民众与陈炯明“六·一六兵变”》 ，《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10期，第25页。)。“如欲广州市区不发生战争，请你们 不要欢迎陈炯明进省。否则，陈炯明进省之日，即为我开炮之时。”(注：《孙总统坚持讨逆沪讯》，《民国日报》(上海)1922年7月4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版， 第40分册，第52页。)

    　尽管广东民众一再恳请孙中山以桑梓为念，多方调停，但他不为所动。他并非不知炮轰广州根本不能改变自己的军事处境，但为了“在赣诸军闻炮击而知我尚存，西湖逆贼闻炮击而知我不死”的目的，不惜以牺牲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为代价，要挟广州市民不要欢迎陈炯明回省。为此，胡适批评说：“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睛，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们，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注：胡适：《这一周》，《努力》第期，1922年6月25日。就孙、陈冲突，胡适的评论在一年之后有全面的修正，参见《努力》第75期胡适的《一年半的回顾》。桑兵《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对此有颇详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