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初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街区自治性(7)

　　迳启者，每年春季天花盛行，此症易于传染，最是危险，本会为免除此症并保全公共健康起见，特请本会卫生股主任毛柏泉医士布种牛痘，购用工部局验制最新鲜痘苗，定于阳历四月一号起至五月十五号止，为布种期间，不取分文费用，本会备有种痘免费证，除分送各会员外，如欲种者，请向中华路东姚家弄本会事务所索取此证，于每日上午八时至十时，到城内虹桥太平街本会送诊所投种可也，特此通告。[94]

　　1928年2月，九亩地商联会聘请张幼诠医师为本会会员义务施种牛痘，预防天花流行。[95]山东路商联会则由钱龙章医师“于每星期一、三、五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在本会施种牛痘。”[96]

　　第三，普及卫生常识，预防疾病发生。1925年8月，东北城商联会向各会员商店发出通告，提醒注意饮食卫生：

　　迩来气候不正，时疫流行，若不设法防遏，则疫势蔓延，恐无已时，防边之法维何？曰洒扫庭除，必清必洁，浇洒臭水，惟勤惟力，夜深露重，当街勿宿，瓜果生冷，忌购毋食，垃圾渣质，须投桶内，小便溲溺，务趋厕棚，勿贪凉，勿落夜，勿食过量之物，勿饮未沸之水，蝇蚋毋使麕集，秽物毋令堆积，父兄戒其子弟，店主嘱其伙友，守上述种种格言，即讲求卫生之要诀，行讲求卫生之良法，即防遏疫疠之善策，事关生命危险，维希格外注意。[97]

　　武昌路商联会则针对1928年“脑炎红疫两症发生，传染甚速，以婴孩受害更多”的状况，“设一赠医处，并星期刊一种卫生常识，按户分派”，同时，“刊备送诊券，分给各贫病家，无论何时，可持券至本路十三号吴纪舜医所求诊。”[98]

　　各路商联会开办的施诊所在很大程度上为贫病者解除了病痛，如1924年沪西四路商联会施诊医院施诊当年累计达1300余名患者。[99]四川路商联会于1929年开办的夏季施诊所，仅两个多月，就诊治700余病号。[100]它们也因此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如汉口路商联会“每届暑天，特设义务疹病所，贫病者并施诊给药，……一切设施，尤见完备，所聘任各科之中西医士，皆著名本埠医界，故就诊者实繁有徒，莫不交口顿赞。”[101]汉璧礼六路商联会查震园医士开办施诊以来，颇受患者好评，“抱病之家，均称其医理精良，一经诊治，立起沉疴，且对于贫寒患病者，另给车资，同人殊甚赞佩。”[102]

　　总之，从组织自发、会员自愿到街区防盗、防疫、学校等公共事务的自卫、自助、自办，五四运动后兴起的上海马路商联会具有浓厚的街区自治性。纵观近代历史，地方自治曾是清末新政的一项主要内容，晚清政府为此专门制订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开展自上而下的地方自治，这一过程十分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民间自治素养的缺乏是一个重要因素。自治素养的熏陶是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过程，其核心理念是民主，民主的基石是自由平等，因此“自治意味着人类自觉思考、自我反省和自我决定的能力。”[103]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街区商人自愿入会的基础上产生的上海马路商联会，体现了一般商人对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尊重，反映了商人在街区范围的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商联会在自身运行中，本着一店一权的平等原则，经全体会员民主选举产生领导机构，从会长到各科职员均由投票产生，义务为街区商人服务，在集体意志的基础上，积极举办街区内的公共事业，普通商人也热情参与，防盗、防疫和办学等公共事业广泛开展的背后，是商人公共意识的勃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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