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至清中国社会形态刍议

　　自上世纪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以来，中国学界主流逐渐倾向于将秦至清两千余年称“封建社会”，这是一种泛化了的“封建社会”说，此一影响甚巨的流行说，使“封建”脱离了古义（本义）和西义（世界通义），也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原论。笔者有另文详论于此（见《学术月刊》年第期），此不赘述。本文论列：秦汉以降两千余年社会的基本面并非早已成为偏师的“封建制度”，而是由宗法制、地主制、专制帝制综合而成的社会形态。以下先分述秦至清贯穿性三制度，进而考究三者的合成关系，以获得关于此两千年社会形态的确切表述。

　　一、贯穿秦至清的“宗法制”

　　在跨入文明门槛（以文字及金属器的发明与使用为标志）之前，东亚大陆曾有一个长时期的氏族社会阶段，其间形成级次渐递的原始共同体———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等。跨入文明门槛并形成国家以后，由于长期运行于农业自然经济的圈层之中，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延绵不辍，氏族共同体的制度及观念得以传续，自三代以下，中经秦汉、唐宋，以迄明清，不断改朝换代，政治体制也多有迁衍，而底层的村社结构却万变不离其宗，这便是称之“宗法”的一整套制度与观念、习俗。

　　（一）宗·宗法·宗法制。

　　宗法制之“宗”，乃会意字，甲骨文作（《乙七六六》），金文作（《何尊》），字形表示：屋宇内置祖先神主牌位，可会意成祭祖之处，引申为尊崇祖宗。《说文解字》释“宗”为“尊祖庙也。从，从示。”于省吾谓“示”象神主，“宗”当是屋中立神主之形。

　　“宗”与法度、法式之“法”连用成词较晚，北宋张载（1020-1077）《经学理窟》中的一篇《宗法》，为此词合成之首出。张载说：“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如此则家且不传，又安能保国家。”

　　这里的“宗法”是“宗子之法”的省称。所谓“宗子”，指宗族的嫡长子，因被认作宗族始祖的嫡系继承人，为族内兄弟所共宗（尊），故称“宗子”或“宗主”，即世袭族长。宗子之法（宗法）讲的是族长的确立、继承、权力的行使等等，其要领在于规范嫡庶系统，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以定亲疏、别统绪。在张载看来，此制不仅可以维持家室、宗族（特别是世家大族），而且与朝廷政治的延绵、国家的安固大有干系。

　　宗法制由父系氏族制演化而来，《尔雅·释亲》谓“父之党为宗族”。此制初奠于殷商，成型于西周，与封建制、等级制互为表里，共同构成那一时代的王室及贵族世袭制度。王国维（1877-1927）的《殷周制度论》称：“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

　　对于嫡庶制是否发端于周，学界其说不一（甲骨文材料似显示殷人已行嫡庶制），但王氏关于嫡庶制是宗法制核心，又由此产生封建制之说，系不刊之论。周朝通过分封，将宗法制扩展至四方，形成以周天子（嫡长子）为大宗，各诸侯（余子，或称别子）为小宗的宗法统治网络。诸侯在本国又为大宗，嫡长子继承国权，余子再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在其领地也依此法，宗法网络逐次展布。《礼记·大传》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这里讲的是：某诸侯有数子，嫡长子袭为诸侯，其余儿子谓“别子”，各自开宗为祖，后继者谓之宗。宗有大小，大宗（长嫡）累世承袭，为百世不迁之宗；小宗（别子）历五代则迁，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样，诸侯为一国群宗所共宗；天子又为群侯及群侯国内各宗所宗。

　　如此构造的“宗法”，不仅是“君统”之法（周天子与诸侯的继统法），也是“宗统”之法（各级贵族乃至平民的血亲关系法），宗法制由君统而宗统，放大到全社会。王国维说：“周人嫡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复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则不为君统而为宗统，于是宗法生焉。”王国维认为宗法制西周方形成，而新近研究表明，殷商已实行宗法制，西周使之完备化。

　　（二）晚周以降宗法制的流变。

　　时至晚周，郡县制逐渐取代封建制，命官、流官制取代世卿世禄制，宗法制呈解体之势，所谓“封建废，而宗法格不行”。战国时法家的以“尊尊”代“亲亲”，以“法治”代“礼治”，即反映了这种趋向。

　　儒家则维护宗法礼治，高倡“复礼”、“归仁”。管仲学派综合儒法，主张兼行礼、法，将宗法制与君主专制统一起来。汉代新儒家则集此论之大成。两汉以降的中国社会大体走着这样一条路径。总之，封建被郡县取代，而宗法制却并未随风逝去，这并非仅是某些学派鼓吹的结果，乃是由社会经济格局所铸就：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长期维系，根据血统远近区分亲疏的继承规则及相应礼制，得以沿袭，尤其是宗族精神（即宗法观念），长期延传。而汉儒、宋儒以“亲亲”为本，推及“尊尊”的伦理———政治观，与长期延续的宗法制度、宗法思想相互匹配，构成社会主流。

　　宗法制是秦汉至明清列朝皇统及贵胄继承的必遵之制，此制在民间也保有物质形态及规范方式（如祖庙、祠堂、宗谱、族田、族学、族规等），并有自治化趋势，直至近代仍发挥重要作用（如曾国藩创办湘军，宗法组织是一大依凭）。至于宗法观念（表现为崇祖、孝悌、移孝为忠、守节、同族一气等等），既流衍民间，又加工提升为国家观念，如宋代皇帝诏曰：“原人伦者，莫大于孝慈，正家道者，无先乎敦睦”，即为典型表述。宗法伦理自庙堂之高，至江湖之远，莫不奉作圭臬。试看一部《水浒传》，那些揭竿而起的好汉，从宋江、林冲，以至于武松、李逵，无不服膺宗法伦理。小说对宋江的“孝道”与“由孝及忠”，武松的“悌道”（对虽然懦弱的兄长极尽尊敬，并为之复仇），李逵的“孝母”均有生动描绘，活现出一群造反者的浓烈宗法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