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至清中国社会形态刍议(5)

　　（三）中、西、日政制比较。

　　如果说，西欧中世纪末期形成的专制王权，日益张大，但始终受到教会、贵族、领主、市民的制衡，那么，中国的专制皇帝却总领政治、军事、财经、文教大权，除冥冥上苍（天）、圣人的教言、祖宗传下的礼制以外，难有约束帝王的实际力量。

　　以丞相为首的官僚系统秦汉时相当强劲，唐宋便等而下之，明清更不成阵式，而皇权则与日俱增。当然，作为专制帝制产物的农民战争，可以推翻旧王朝，另建新王朝（谓之“易姓革命”），此为帝王的一大隐忧，故施行“仁德”以抚慰庶众、强化镇压机制以摄制庶众，成为专制皇权“霸王道杂之”的因由。故尔，被视作柔性的“德治”与被视作刚性的“专制”貌似对立，实则相通，“德治主义，其实与专制主义具有表里的关系”，“最为有德的君主同时也是最具专制的君主。”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专制君主既掌政权，又兼控神权，“皇帝”的称号便意味着地上君主与上天主宰（至上神）的合一或同一，这与欧洲中世纪神权与王权分离的情形大不相同。欧洲帝王需要执掌神权的教会为之加冕，连蔑视教会的拿破仑一世（Napoleon 1769~1821）在称帝时也要举行教会加冕仪式（巴黎的罗浮宫悬挂着描绘此一场面的巨幅油画，笔者参观时，在此画前盘桓良久，拿破仑那种既轻视教会、又要利用教会的神态，在其脸部表情和身体姿势中隐约可见）。在欧洲列国，帝王得到神权的认可与护佑，是王权取得合法性并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而中国则不然，皇帝高踞宗教之上，以至有皇帝册封宗教领袖的事例（如清朝雍正帝、乾隆帝向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颁赐金册），皇帝又往往被尊为至上神（宋徽宗称“道君”、慈禧太后称“老佛爷”之类）。

　　中国政权、神权一元化的君主专制，也与日本天皇掌神权而多不理庶政的情形颇相径庭。在日本中世和近世，有“禁里”（天皇）与“公仪”（幕府）两个中心，存在“二重组织”、“祭政二重主权”，所谓“天界信仰的支配者”与“地界信仰的支配者”是分离的，由此形成“天皇不亲政传统”。日本天皇的皇宫称“云居”，宫中皇室称“云上人”，也包含不理世俗政务之意。当然，日本“天皇不亲政”也不能一概而论，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天皇有亲政之例，明治、昭和等近代天皇更秉执大权，曾“独自垄断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威”。但就总体言之，日本存在“祭政二重结构”，不同于中国合神权、政权为一体的专制帝制。福泽谕吉曾这样比较中日两国政制：“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福泽所说“中国是一个因素”，指“至尊”而又“至强”的专制君主统治一切；“日本是两个因素”，指“至尊”而无实际政权的天皇与“至强”而无精神最高权威的幕府将军并列统治。这便是所谓“公·武”二重结构，“公”即公家，指皇室及公卿；“武”即武家，指幕府。中日两国前近代的政体差异，便是专制君主制的一元结构与公武二元构造的对照。

　　秦汉以下，中国的王朝频繁更迭，但专制君主制却传承不辍，所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又所谓“百代都行秦政制”。这种“秦政”式的专制君主政制愈演愈烈。秦汉尚有“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的丞相，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西汉以下朝廷也一直在寻求控制相权的办法，如西汉武帝建内朝以削减相权，东汉光武帝以尚书台取代“三公”之权，皆为此例。东汉、魏、晋、隋、唐，高门大族享有政治特权，州牧、方镇则各领封疆，实权在握，构成中央皇权之外的势力中心。至宋代，贵族制消弭，武人交权（所谓“杯酒释兵权”），地方权力被朝廷分割、直辖，终于实现了集权于朝廷。延及明清，更集权于帝王个人，自明太祖以降，废除丞相制，并相权入君权，六部直接受制于皇帝，号称“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的内阁大学士，也只有“票拟”权（建议），而无“批红”权（决策），在多数情形下不过是帝王的秘书。这都是明清君主集权达于极致的突出表现。

　　四、秦至清主要时段似可命名“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简称“地主社会”）

　　以上分述秦汉至明清的贯穿性三制度，以下试作综论。

　　（一）“宗法制”、“地主制”、“专制帝制”共存并行。

　　秦汉至明清的两千余年间，社会制度层面虽多有变化，但“宗法制”、“地主制”与“专制帝制”三项要素贯穿始终。

　　宗法制是列朝皇统及贵族继承所遵之制，此制在民间也保有自治、自律形态，所谓家有庙、祠有产、宗有谱、族有规，提供了宗法制的物化网络。建立其上的宗法观念，则被加工为官方哲学和普世伦常，由“忠、孝、节、义”等德目构成的宗法伦理，为朝野所共认同遵。宗法制被地主制、专制帝制倚为社会根蒂和精神源泉。

　　地主制以土地私有为特征，是秦汉至明清间农业社会的常态性制度（魏晋至唐中叶，领主经济、贵族政治较为强势，唐中叶以下，地主经济、官僚政治愈占上风），也是庶族士子登仕参政的物质基础，选举、科举制的取代世卿世禄制，官僚政治的取代贵族政治，均深植于地主——自耕农经济的土壤之中。秦以下两千余年社会的非封建性质，盖由土地私有的地主制所决定，此制奠定了专制帝制的宽阔深厚的物质基石。

　　专制帝制自秦汉以下传承不辍，改朝换代而此制神髓不变，所谓“汉承秦制、宋承唐制、清承明制”，显示了专制帝制及其各相关制度的强劲延续力。帝王“以制命为职”（朱熹语），反映帝王意志的“诏令”通过垂直的官僚系统布达四方，经由郡县制、流官制，实现中央对广土众民的掌控。朝庭又经由选举、科举，君主与庶民对接，从而扩大了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具有流动性而又臣服于朝廷的士大夫阶层，是高度分散的农业社会得以整合的力量。

　　“宗法制”、“土地私有制”与“专制帝制”三者并非独立并列，而是互为表里、彼此补充的，它们相与共生、浑然一体。

　　男耕女织、土地私有、城乡一元的自然经济，是宗法制与专制帝制存在的经济基础，又被其反哺并受其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