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至清中国社会形态刍议(2)

　　（三）今之中国人犹“宗法之民”。

　　近人严复（1854-1921）在《译社会通诠自序》中论列中国宗法制延传数千年的情形，将人类社会的进程分为三大段落：“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又指出，图腾（氏族时代的崇拜物）是渔猎经济的产物，宗法是农耕经济的产物。就中国言之，农耕自然经济的早成与长期延续，使宗法制特别绵长。严氏说：“由唐虞以迄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诵宗法，亦于此时最备。其圣人，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会之制度典籍也。”严氏往下讲：秦废封建、立郡县以后，“又二千余岁矣，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乱常自若”，而其间中国人的风俗习惯、言论与思维，皆不出宗法轨范，故严氏称，从古至今的中国人“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严氏总括道：三代的封建制行之两千年，至秦朝被郡县制取代，然而宗法制、宗法观念却自三代以迄于今。严氏指出，宗法制延绵不辍，“存于此土者，盖四千数百载而有余也。”

　　考之以中国社会，严复此说确为不刊之论。笔者的故乡湖北黄安（今名红安），直至近现代氏族共同体的痕迹仍随处可见，以冯氏为例，自明初从江西迁至黄安（原属麻城，明中叶析出设黄安县，今称红安），于城关附近形成冯姓聚居的冯家畈，与相距百里的吴氏聚居的吴家大湾通婚，世代结成“亲家”。冯氏多务农，也有经商者（贩茶、卖牛等），聚族居此六百余载，世代未挪窝，祠堂、族谱、族田、族规传至近现代。先父家贫，因学业优秀，被族人共举升学，学费由族田供给。先父后来在外教书，多年资助族人，乃回报当年族中助学之恩。这种聚族而居的宗法社会，其深层结构即使历经近几十年频繁的政治运动亦变化不大，而改革开放浪潮，尤其是年以后大批青壮劳动力入城务工（据悉，万人口的红安县，现有万人外出打工），方对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发生较有深度的摇撼，百姓们可望脱出“宗法之民”的故辙。

　　总之，论及秦汉以下两千余年的社会形态，宗法制是必列要项。

　　二、贯穿秦至清的“民得买卖”的土地制度（地主制）

　　春秋战国以降，封建领主制开始向地主制转化，秦至清土地制度的主流已与封建性渐行渐远。

　　（一）从“田里不鬻”到土地渐趋私有。

　　地主制可以完整表述为“田土私有的地主——自耕农制”，这是秦汉至明清间占主导地位的土地制度。在这两千余年间，土地国有（王有）与私有并存，而在实际上土地私有占据主导，皇家及贵胄也世袭领有土地，但并非基本的土地所有制形态。

　　在农耕文明时代，土地是财富的根本，所谓“有土此有财”，故土地制度是农耕文明时代经济及社会制度的基础。殷商西周实行土地不得买卖的分封采地（连同其上的农奴）制度，如《礼记》所称“田里不粥（鬻）”（田地不得买卖），《管子》所称“农之子恒为农”（农人不许转作他业），《左传》所称“农不移”，《孟子》所说“死徙无出乡”（农人至死不得迁移），都是对封建时代土地制度及农民身份状态的典型表述。这种情形至西周末开始发生变化。《史记·周本纪》载，西周晚期的宣王（？~前782）变革体制，王畿“不籍千亩”，废除籍田（公田），田土分给直接生产者。至东周，公田、私田并存，领主与农人相对和谐相处等状况，在《诗经》的《小雅》、《周颂》中的农事诗（如《甫田》、《大田》、《楚茨》、《信南山》、《载芟》、《良耜》等篇）里有所表现。

　　土地转让始于西周中期（西周青铜器铭文有记载），广泛展开于春秋，有些学者将此称之土地私有化，其标志是田土自由买卖。然实考春秋史迹，其间“有土地运动，却无土地市场”。刘泽华先生指出，春秋“土地运动主要是在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卿大夫之间进行的”，其方式有封赏、迁徙土著以重分土地、索取、以土地作政冶性交换、对土地作政令性调整等。记载春秋时期土地买卖（“贾”）的材料仅有《左传》上的一条：“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不过，这里所说的是戎狄的牧场可以“贾”，尚不是指作为耕地的“田”可以买卖。至于韩非子说，春秋末年“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常被引作田土买卖的例证，其实也不可靠，因文本明确区分：出卖宅圃（住房及其周边的菜园），抛弃农田，并未言及出卖农田。总之，春秋时农田买卖的原始材料尚称缺如。

　　《汉书》载战国中期“除井田，民得买卖”，这是东汉人的班固对西汉人董仲舒评论商鞅变法的追记。《史记》载赵括“日视膏……地可买者买之”，这是讲的实在的土地买卖，然已是战国末年的事情。称战国田土“可买者买之”，大体能够成立，但材料并不丰富。战国已普遍出现拥有小片土地的编户农人，但他们还受到国家的超经济掠夺，有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

　　土地私有制行于春秋则多有确证，其时出现向国家缴税后垦殖者可以自耕、自获的“私田”，春秋晚期鲁国收取现物地租的“初税亩”、“履亩而税”，以及“郑子产作丘赋”，均为记载私田纳税的著名例子，表明当时在封建领主制的“公田”之外，已别开“私田”局面。战国时，鼓励垦殖私田是列国变法的题中之义，如魏文侯（？~前396）时的李悝（前455~前395）变法，即主张“尽地力之教”。楚悼王（？~前381）时的吴起（？~前381）变法、齐威王（？~前343）时的邹衍（约前305~前240）改革，都有此类题旨，而秦孝公（前381~前338）时的商鞅（约前390~前338）变法，使土地私有制得以普及。商鞅一派论者所作《商君书·徕民篇》，记述秦国召徕三晋之民开发秦国荒地，使私田大增，“任其所耕，不限多寡”。地主——自耕农经济长足进展，使秦“国富兵强天下无敌”。而秦代“使黔首自实田”，土地私有才算有了法律保障。需要特加说明的是，秦汉至明清虽然土地私有渐居主流，但土地王有（国有）却始终是最高理念，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唐人陆贽称：“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人之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