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至清中国社会形态刍议(4)

　　三、贯穿秦至清的“专制帝制”

　　周秦之际以降，专制主义君主集权政制成为定势。

　　（一）纵贯两千年余年的君主专制。

　　与欧洲、日本相比较，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是专制王权的早熟与长期延续。

　　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早在公元前4、5世纪的战国即已初兴，齐、魏、赵、韩、秦、楚、燕等七雄相继建立君主统摄大政的郡县制国家，法家及时总结其要旨。商鞅学派说：“权者，君之所以独制也”，“权制独断于君，则威。”又说：“故君操权一正以立术。”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约前280~前233）更将君权“圣化”，他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他还视“君”为“道”的人格化，君的使命是“体道”。这都是对专制君主集权制度的合理性、必要性所作的论证。而秦朝一统六合，使这种“独制”、“独断”的“要在中央”的君主专制在全国得以实现。秦王政二十六年，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上尊号议，站在权力峰巅的秦王嬴政，集“三皇”、“五帝”之名，取“煌煌上帝”之意，构成至高无上的“皇帝”称号，使专制王权获得帝制形态，“圣人执要”的专制帝制，至此实至而名归。

　　以公元前221年赢政（前246~前211在位）称制“始皇帝”为端绪，至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1907~1912在位，年号宣统）逊位止，专制帝制历时2132年，共有492个皇帝登极。此间政制起伏跌宕，而大势是中央集权于涨落间愈趋强化。以选官制度为例，汉行选举制，中央集权的官制大奠；两晋行九品中正制，特权贵族把持政柄。隋代废止乡官，剥夺贵族在出生地拥有的政治权利，又废止九品官人法，代之科举制，庶族士子得以登仕，中央集权官制复振。唐承隋制，科举趋于完备，但吏部铨选官员，辅以体貌、言谈取仕，突显贵族式选官标准。至宋代，科举制方摆脱贵族主义，帝王得以直接选拔庶族士子，中央集权的官制更落到实处。故秦以下政制虽多有更张，但总的走势是君主专制趋于强化。

　　中国的帝制与专制相共生，对此史学界多有共识。不过，也有论者认为中国的帝制不一定专制，如孙中山《民权主义六讲》第二讲提到，中国帝王的专制程度不及欧洲中世纪晚期的专制君主。钱穆《国史大纲》引论更详述中国帝王并不特别专制，批评“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妄疑中国历来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故关于中国君主制度的专制性问题，需略加辨析。

　　（二）释“专制”。

　　作为汉字古典词，“专制”有独享、独占、独断专行之意，《韩非子·亡徵》：“婴儿为君，大臣专制”；《史记·穰侯列传》：“范雎言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于诸侯……于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国。”《淮南子·泛论训》说：“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高诱注：“专，独；制，断。”苏轼《策略第一》：“权臣专制，擅作威福，是诛之而已也。”纵观诸古典，所用“专制”，多指贵戚、大臣独断专行（《淮南子》称周公“无行专制”，即不专制，然“专制”一词仍指独断），所谓专固君宠而擅权（如《申子·大体》说“一臣专君，群臣皆蔽”）而很少发现谈帝王专制的用例，这大约因为认定帝王本应专权，所谓“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故无须议论帝王（即“上”）的专制。

　　至近代，受西欧及日本概念的启示，“专制”的含义扩大为一种政体的名称，梁启超将作为政治制度的“专制”定义为：“专制者，一国中有制者，有被制者，制者全立于被制者之外，而专断以规定国家机关之行动者也。”近代日本人用汉语旧名“专制”对译英语absolutism，井上哲次郎（1855~1944）编译的《哲学字汇》，在Absolutism条目下，对应的汉字词为“专制主义”。

　　在西方，Absolutism（“专制主义”或“专制制度”），是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文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中提出的一种政制形式。孟德斯鸠在古希腊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前384~322）的三政体说（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基础上，提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三分法。君主政体、专制政体都由一人主政，然而君主政体的君主遵循成文法治国，专制政体则不然：“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孟德斯鸠又将“主权者以胁吓为主义”的政体称“专制制度，以与“主权者以温和为主义”的政制相区别。

　　严复把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译作《法意》，其三种政体的国家分别译名为：公治国、君主国、专主国。严复在《孟德斯鸠列传》中还将《法意》的三政制命名为：“曰民主，曰君主，曰专制。其说盖原于雅理斯多德。”

　　关于政治体制，近代日本的分类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贵族专制、民主制。通常认为，专制制度多与君主政体相共生，也可以依存于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其特点是最高统治者独揽国家大权，实行专断统治。自孟德斯鸠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将中国视作专制制度的典型，并认为中国的专制制度与君主政体结合在一起，合称“专制君主政制”。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和局限》中指出，中国帝王受到礼制和官僚体制的限约，其专制程度不及西欧中世纪晚期的某些君主。宣称“朕即国家”的法王路易十四（1638~1715），其专制性便在清朝康熙皇帝（1654~1722）之上。

　　诚如钱穆所言，秦汉以降，“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又如谢和耐所言，中国的皇权受到礼制与官僚体制的限约。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实态的一部分。然而，就总体言之，中国的帝制虽然受到礼制与官僚体制的限定，但礼制与官僚体制又臣服于帝王的威权，“口衔天宪”的帝王随时可以变制、罢官，故中国皇权的专制性是不容置疑的。自秦以下，皇权至尊、至大，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的专制等级制固然与宗法制相为表里，但往往更具强势，《红搂梦》第17至18回描写贾元春省亲荣国府，祖母（贾母）、父亲（贾政）、母亲（王夫人）见了贵为帝妃的孙女或女儿元春，或“路旁跪下”，或“帘外问安”，所谓“未叙家人之情，先行君臣之礼”，这正是专制皇权至尊至上的表现。行过君臣大礼之后，接下来才是孙女（女儿）元春“一手搀贾母，一手搀王夫人”，以行孝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