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商事习惯变迁(2)

　　其次是城市的扩大和增加。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商业的繁荣，商业区和商业活动突破了古老的城墙，从原来的市中心向郊外转移，使城郊的农田和荒野变为市廛。从上海到汉口，从广州到天津，这种郊区城市化的现象所在多有。上海开埠前是一蕞尔小邑，其商业中心主要在城隍庙和东门、南门一带。开埠以后，除了外国租界的建立使城市范围突破城墙，县城以北郊野尽为洋楼和市廛所取代外，在旧城四周的闸北、静安寺、徐家汇、浦东、曹家渡、周家桥等地都形成了新的市镇。汉口市廛也有向北扩展的情况。与此同时，在大中城市附近，在近代交通线上，或者在新兴工矿企业所在地，在商品性农业长足发展的农村，一大批新的城、镇崛起。例如，河南郑县（即郑州）自京汉、汴洛铁路开通后，烟土营业十分发达，于是客栈、妓院、戏园以及人力车等发展起来，造就了中原一大商业都会。商业活动是市镇兴起的前提条件：商人群体是新市镇的最早居民，商业资本是新市镇建设的财力资源。许多地方原来仅有小而简陋的草市，由于商业的发达而逐渐发展成为市镇。由村庄发展而来的新市镇可谓星罗棋布，这就是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指出的一种“小市镇越来越多，大市镇越来越大”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商业文化地盘的扩大与农业文化领地的缩小。

　　最后看看商品经济对农业经济的冲击与改造。商业的发展，市镇的兴起，瓦解着自然经济，农副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大为提高，传统出口产品种植量增加，新的出口产品种类增多。通过农副土特产品运销各地，农民与国内市场乃至国际市场发生了联系，市场的供求左右着种养的品种，市场的起落摆布着农民的命运。一位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农产品的价格并不决定于农村，也不决定于它的生产成本，而是决定于大城市，决定于通商口岸，决定于帝国主义。”①卷烟在城市的普及，使“种烟几成美利，或至废田与园而为之”②。生丝出口量猛增，使一些乡村“家皆饲蚕”，或“亦皆栽桑”。国际市场上棉花价格的上扬，曾使上海、南汇二县“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二”。而西商争购印度、日本茶叶，使华茶一度滞销，在皖南茶区，不独茶商受累，山户、园户亦因之交困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主和农民受到商业文化的熏陶，弃农经商者所在多有。一部分地主、富农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刺激和市镇商业繁荣影响下，投资于市镇（或集镇）商业，走上了地主兼商人的道路。原来“男不经商，女惟织纟任”的农村，不少农民亦渐渐参与商业活动，先是亦农亦商，后是弃农经商：“犁锄之夫半辍业，以居货为事”，“虽田地草莱，机杼颓朽亦不顾惜”，许多人走上了农民→商店学徒（或小商贩）→商人的道路。在商业文化的浸润下，乡间淳朴的民风也受到冲击。湖南汝县僻处山陬，陆不可方轨，水不可航舟，交通阻绝，从无官商大贾出于其间。原先，“民众无奇技淫巧以诱其侈心，资生之具率从简朴”。自1917年发现钨矿后，“矿厂林立而商务渐盛，又是西南特货（鸦片）集散地，商旅辐辏，偏僻顿成繁会，当地农民卷入商潮者日多，于是百物腾贵，风气趋奢，歌台舞馆，夜夜红灯，郑卫之声，洋洋盈耳。”④

　　社会转型是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课题，即使仅仅从经济领域来看，它的内涵也远不止以上这些表现。如果把社会转型作为某段历史发展的一种结局，那么中国近代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型远未完成，1949年后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属于第三世界的农业国家。如果把社会转型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过程，那么，以上史实显示，中国近代社会确实是处在转型之中。这种社会转型引起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一系列变迁。商事习惯作为与经济密切相联的一种文化现象，在近代社会转型时期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迁。

　　二

　　美籍学者郝延平曾指出：“晚清中国商业，无论在结构上或功能上，都有个极大的变化。其涵盖之广，程度之深以及进展之速，可说是史无前例，我们可以称之为‘商业革命’。”⑤根据笔者的考察，在中国近代史上，这种“商业革命”确实存在。其典型的表现就是新式商业的崛起与旧式商业的转轨。

　　1新式商业的崛起

　　这里所谓新式商业，是指近代出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企业及其经营活动，它与封建性的旧式商业企业及其经营活动有着质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资本来源看，一般来说，旧式商业的资本，或者来源于地主、官僚通过封建剥削所积累的财富，或者来源于小商小贩、伙计帮工日积月累积攒起来的微薄资金，或者来自封建性钱庄的高利息贷款。新式商业的资本却有所不同，除了上述渠道外，有的来源于民族工业资本的分流、买办佣金的转移或海外华商的回国投资，有的来源于招股、集资、贷款等形式积聚的社会资金；同时，从这些新渠道来的资金在整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从资本组织形式看，旧式商业大多是独资和在家族、亲友、同乡关系基础上的合伙制。而新式商业除了独资与合伙外，许多企业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有的企业即使开业时是合伙的，不久也采取了股份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