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3)
辛亥革命网 2010-09-29 00:00 来源：历史研究 作者：李文海 查看：
从上面极为简略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前10年间，连绵不绝的自然灾害，始终笼罩在早已因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箝制压榨弄得精疲力尽的中国人民头上，使他们本已竭蹶困顿的生活更加面临绝境。
这种情况，不能不对当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深刻的影响。
首先，灾荒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造成了普遍的人心浮动和剧烈的社会震荡。在每一次较为重大的自然灾害之后，不论是旱灾的"赤地千里"或水灾的"悉成泽国",随之而来的都是生产的破坏与凋敝；大量本来就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农民和城镇贫民，或者冻馁而亡，或者惨遭灭顶，幸存下来的则成为"饥民"、"流民".这是一个巨大而惊人的数字，例如：前面提到的1902年四川大旱，"灾民数千万",1905年云南大水，仅昆明附近就有"数万户灾黎仓卒逃生";1906年几个省同时发生大水灾，湖南有饥民近40万，长沙附近一次就"淹毙人不下三万";江苏灾民达730余万人，聚集在清江、沭阳等地的饥民，"每日饿毙二、三百人";1908年广东大水灾，"灾黎几及百万";1909年湖南大水，"统计各处灾民不下百余万人";江苏大水，海州逃荒流民27万余，沭阴11万余，赣榆8万余，全省可以想见；1910年安徽大水灾，"人民被灾而无衣食者，约有二百万".这里只列举几个大体的数字，至于在"饥民遍野"、"饿殍塞途"等笼统描写中所包含着的悲惨事实，就无法用数字来反映了。这么多饥民、流民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封建统治的严重威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风餐露宿、衣食无着的饥民、流民，无异于堆积在反动统治殿堂脚下的无数火药桶，只要有一点火星，就可以发生毁灭性的爆炸。这一点，封建统治者是看得清清楚楚的。1902年6月，湖南巡抚俞廉三指出："流民愈多，匪类混杂，民气更加浮动。"1906年末，一个名叫王宝田的小官僚在奏折中说："东省荒歉，细民无以糊口，思乱者十室而九。1910年6月，安徽巡抚朱家宝在奏折中强调，"各属灾荒叠告，人心浮动","皖北素称强悍，连年复苦荒歉，伏莽时虞，自非患预防，层节布署，不足以绸缪未雨，定变仓猝。"封建统治者的这些忧心忡忡的议论，既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无病呻吟，它恰恰是现实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在他们头脑中的反映。
其次，接连不断的灾荒，使一向反对现存统治秩序的自发斗争，更加扩大了规模，增强了声势。例如，以"灭清、剿洋、兴汉"为口号的四川义和拳斗争，其高潮恰好发生在前面提到的该省两次大旱灾期间，这一方面固然可以看作是全国义和团运动的一种滞后现象，但另一方面显然同大灾荒造成的大饥馑有着直接的关系。御史高枬认为这次事件是"盗贼、饥民、会匪、义和拳，分之为四，合之为一";当时的四川总督奎俊也强调川省"拳乱"之起，除群众仇教外，"加以岁旱民饥，灾黎多被裹胁";后来接任川督的锡良则指出，"川省人心浮动，加以旱灾、闹荒、仇教，各处响应，蹂躏必宽";御史王乃征说得就更直截了当："川中全省旱灾，至今半年，不闻赈恤之法，何怪匪乱日炽？"又如，发生在本世纪初、延续数年之久、清政府动员了广西及两湖云贵各省军队、"糜饷以千百万计"才勉强镇压下去的着名广西农民大起义，也与灾荒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902年秋后，广西"赤地千里，旱灾已遍".1903年6月，一位住在香港的外国人在信中谈到："我们为关于广西饥荒的可怕消息而感到非常忧愁，那里的人民由于没有东西吃，实际上已经被逼迫到人吃人的地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西各地"抢劫之案","无县无之，无日无之";后来，群众自发地形成无数武装队伍，"大者千余为一股，小者数十为一股，匪巢匪首奚止百千。加以比岁不登，饥民为匪裹胁及甘心从匪侥幸一日之生者，所在皆是".这里其实已说得很清楚，被封建统治者称之为"匪"者，绝大多数不过是求"侥幸一日之生"的饥民而已。所以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也不得不承认："小民先被灾荒，继遭匪害，困已极矣！"封建统治者从切身经验中深切地了解灾荒与"民变"的关系，对防范灾民闹事抱着极高的警惕。下面一个上谕，十分生动地反映出统治者的心态："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从来治国之道，惟以保民为先。方今时局多艰，民生重困，本年两广、两湖、江西、安徽等省，屡告偏灾，近日江苏淮、徐、海一带，被灾尤重。……哀我黎民，颠连穷困，岂可胜言。其不逞者，又或迫于饥寒，流为盗贼，扰及乡里，贻害善良。"谕旨要求"地方文武各官"对饥民"加意抚绥",以便"防患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