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阳夏战役中的作用及对辛亥革命的影响(2)
辛亥革命网 2011-03-24 00:00 来源：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作者：苏全有 查看：
袁世凯是以练兵起家的。新军的创建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他控制了北洋六镇，使新军成为私军，后虽然由于慈禧的死。使其处于被迫引退的局面，但他对北洋军一些官僚的影响力尚在，这种影响力在阳夏战役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武昌起义后，清廷所派的荫昌是难以胜任剿办起义军的任务的，他无力调动军队，因为这些军队完全处于袁世凯的间接影响之下，清廷于1911年10月14日、27日及11月1日三下谕旨起用袁世凯。但袁却托病推辞再三，直到清廷完全妥协，方在一番扭捏作态、假意推辞之后，于11月13日走马上任、出山任事了。
在袁世凯与清廷讨价还价的这一个月里。袁世凯潜心运筹，不仅把被清廷罢斥以来的兵权全部夺回，而且连帝党经营的禁卫军也揽到他的掌握之中。袁世凯还提出出山的六项条件，其中两项是对付民军方面的（谈判），四项是对付清廷的（夺权），可见其着意的所在。他曾说：“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方政治，头绪焚如。”袁世凯这样做引起了王公亲贵的不满，他们说：“革命党，无非是些年少无知的人，本不足惧”，“最忧者，是乱臣藉革命党帮力。恫吓朝廷”。外国领事也说袁世凯'‘表面上是忠于满人的，可是他的同情完全在叛党方面”。袁世凯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他对清廷失去信心。如王锡彤《抑斋文集》卷四上记载，武昌起义爆发初，有幕僚问袁，若出山能否挽救清廷，他回答道：“不能，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另一方面是其靠对军队的控制力。第三方面是在位官员的支持。其在中央的有奕勖、徐世昌、那桐等，在地方的有两江总督张人骏、直隶总督陈夔龙、云贵总督李经羲等。如李经羲于10月20日致电张人骏说：“羲昨举项城督兵，召北援赴难，公宜言之，勿引嫌。”同一天，陈夔龙亦致电内阁，要求调回荫昌，由袁世凯‘一手经理”前敌剿抚事宜。张人骏在10月18日也连电袁世凯促其上任，形成了用袁的舆论。正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袁世凯经过一番阴谋后出山了。对于清廷来说，起用袁世凯以达到维护清朝的目的，是失败了。
与此同时，民军方面利用此难得的宝贵时间，进行内部整顿，以对付头绪纷杂的复杂局面。武昌起义开始于10月10日，而汉口外围战到17日才零星打响，至于北洋军参战就更晚了。在此期间，全国各地纷纷起义、独立，响应之电连绵不断，这为阳夏战役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氛围。
袁世凯出山后，表示‘筹备完全，厚集兵力”，以期将民军“一鼓荡平，’。¨190亮出了自己的主稳立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袁世凯有许多理由要拖延。他为摄政王所不喜和惧怕，而革命党也同样有理由反对这个反革命的改良派。如果他镇压革命成功，他的报酬也许是又一次贬逐。反之，如果他对叛军用了兵而又失败，他也不会得到革命党人的怜悯”。另一方面是由于‘‘袁世凯出山前后，清廷镇压革命的方略随之出现了重大变化”。“在袁世凯的头衔中特别加上‘督办剿抚事宜’几字。这与武昌起义爆发之初，清廷给荫昌下达的任务只有‘剿办’一项是显著不同的”。因此，袁世凯在攻占汉口后，并不急于进兵，而是将剿抚结合起来，对民军进行诱降活动。11月3日，袁世凯致电内阁：“己令前敌暂停进攻，一面出示晓谕招抚，令鄂员作书，雇洋人往武昌向黎逆宣布圣德，劝解投顺。倘逾数日无确复，即立限时刻，猛攻汉阳。”袁世凯策划停战谈判，确实有分化民军的企图。“即先以停战懈民军进取之心，俾其无追压之感觉，而有余暇自生争夺之纷扰：又但认武昌为主体，且与议和，而不认他省，其意乃欲将武昌、秦晋、江浙分成三截，使三处交生疑阻，而彼则可乘此机会，先剪秦晋以除肘腋之患。然后以全力对付东南。”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袁世凯出山后对进兵并不积极。
当然，袁世凯从军事角度看。并未产生像张人骏那样的认识。他也知道迁延会使‘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地”，“寰宇糜烂，必无完土，’。但是，他就是要乱中求胜，借敌以自重。至于荫昌拖延不进，则是企图卸责，保全自己陆军大臣的面子。从总体上看，清军是利于速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