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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年3月5日，宋耀如的第三个女儿宋美龄又在上海同仁医院出生了。分娩后不到一周，倪桂珍仍坚持要把三女儿宋美龄带回浦东川沙镇的家中坐月子。倪桂珍先后又生育宋子良、宋子安。一共为宋耀如生下了三男三女，其中五个孩子是宋家居住在浦东川沙镇“内史第”时降世的。宋家的子女个个都长得俊美壮健，天资聪明，但是兴趣与性格却各不相同。倪桂珍视三双儿女为掌上明珠，并从小就开始向他们传授知识与教育其做人的道理。1898年，倪桂珍还是决定把二女儿宋庆龄与大儿子宋子文，送到宋耀如借住“内史第”的街对门秀才诸文伯办的私塾中去读书。1902年初春，倪桂珍请来了川沙城西孙小桥桥家弄的秀才顾元襄(又名顾佐尧)来川沙家中设馆，教授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三个孩子读书。倪桂珍支持丈夫采用西方文化的教育方式教育孩子，但她也从不放弃用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教育孩子。

　　有人说，“宋夫人是早期新式中国妇女的样板”，她对6个子女都视为掌上明珠，细心照料，传授知识。倪桂珍对子女的教育，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是管教甚严，俗话说“养不教父之过”，倪桂珍却常说“养不教父之过，也是母之过”，她一反“严父慈母”的习俗惯例，对子女始终严加管教，严禁孩子们做有失体统的事情，宋氏三姐妹始终盘着发，即是谨守母训——女孩永不剪发的典型例子；二是重视女孩的教育，古语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接受过西学的倪桂珍不相信封建的孔孟之道，她认为女子与男子一样，都可以成为有作为的公民，为国家作贡献，她与丈夫共同决定要把子女都送到美国去读书。《宋氏家族》的作者埃米莉?哈恩说，宋夫人的“做法之所以与传统观念更加背道而驰，是因为她简直像对待男孩那样对待女孩，她们的女儿们是首先被送出国的”。有如此先进思想的父母，实在是宋氏三姐妹的造化与幸福。宋耀如夫妇的“男女平等”思想及他们对中国慈善事业的贡献，更使他们的3个女儿感受至深。日后，性格迥异、立场不同的三姐妹皆热心于中国的妇女运动，并程度不同地从事中国的慈善事业，不能不说受她们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

　　3、俗话说，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宋家王朝”奠基人宋耀如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奉献，造就“一代王朝”的成就，皆离不开他的爱妻倪桂珍的支持。倪桂珍出身于士大夫家庭，是一位端庄、贤淑、有知识、有主见的女子。倪桂珍不仅是位良母，更是位通情达理的贤妻。对于丈夫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交往及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倪桂珍虽不甚了解，但她始终坚信丈夫、支持丈夫。 （宋家三姐妹与母亲倪桂珍）

　　倪桂珍是一个善持家务、又具有先进思想、乐于助人的家庭主妇。据她儿女的回忆，那时“母亲料理家务，设法量入为出。凡是省吃俭用节余下的钱，她即捐赠给革命事业。她也接济穷人，并且是学校和教堂的赞助人。”宋家家庭环境富裕，倪桂珍却要求女儿们从小学会做饭、烧菜、做针线活。虽然大部分时间让她们读书，可要求女儿学手艺则毫不放松。倪桂珍还请了一位寡妇来教女孩们学女红。年幼的庆龄和美龄学成巧手，唯老大霭龄学不来这种慢活计，最后她总算得到父亲说情，允许她只准不学女红这一项。倪桂珍鼓励孩子们独立自主，让大女儿宋蔼龄十七岁只身漂洋过海，到美国求学。倪桂珍远见卓识，进一步又让十五岁的宋庆龄带着九岁的宋美龄到美国求学。宋氏姐妹秉承父母的本性，又超越双亲，终身贯穿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就她们的婚事来说，几乎都遭到父母的反对。但最终双亲还是犟不过女儿们，由着她们各自的意愿，分别与孔祥熙、孙中山、蒋介石结婚。在婚姻上自作主张、违反父母意愿，并不影响女儿们对母亲的深厚情意。在上海宋庆龄故居，一直挂着倪桂珍的遗像，人们可以看出宋庆龄相貌兼有父母双方的优点。

　　倪桂珍是一位具有刚强意志的女性，她对自己丈夫的事业竭力支持，对家庭与对孩子们有着强烈责任感。她对儿女的们关心和照顾倾注着一位母亲的深深之爱，宋霭龄、宋庆龄与其弟妹们都经常说：“我们的母亲，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给我们以快乐而舒适的生活。”“我们的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起初反对庆龄与孙中山结婚，后承认这桩婚事，为女儿结婚补送了一套古朴的家具和百子图缎绣被面作嫁妆。1925年4月12日出席上海市10万市民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开的追悼孙中山大会。1929年6月1日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后与庆龄等返回上海。

　　1931年夏，倪桂珍在青岛别墅避暑。7月23日，突然传来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的消息。倪桂珍本已患病，闻此噩耗，血压顿时升高，倒身而亡，享年62岁。其实，宋子文未受伤，是他的秘书唐腴庐中弹身亡。倪桂珍去世后，庆龄闻讯后,从德国经苏联回国赶到青岛,继赶到上海。1931年8月18日上午9时，宋家在上海万国公墓礼堂举行隆重祭礼，宋子文夫妇站在前列，第二排是宋霭龄和孔祥熙，然后是宋庆龄，最后是宋美龄和蒋介石。行祭礼时，宋家兄妹都泣不成声。宋家子女将母亲安葬在宋家墓园。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

　　尽管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事，遭到家庭的反对，宋庆龄却倔强地回答：“孙先生和他从事的革命事业需要我，我愿意和孙先生生活在一起，做他的助手，我只有和他在一起才能获得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