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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毛泽东抓住历史机遇，引领中国的工业化建设由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提前转入社会主义的道路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立即派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出兵侵略朝鲜，越过三八线，并把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对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直接威胁。为此，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决策，组织志愿军抗美援朝，并通过两个战役，在同年底就将美军赶回到三八线以南。然而，中美双方在军事装备、后勤支援上毕竟悬殊太大，这突显了我国发展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现代国防工业的紧迫性。中国有关部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编制“一五”计划草案时，对苏联和欧美国家的工业化道路进行了反复比较，一致认为“一五”计划必须以重工业为重点，突显了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然而，新中国要想在一缺资金、二缺物资、三缺技术和人才的情况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基础建设，如果没有先进工业国的帮助是不可能的。在当时，这种工业国不可能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所以，能否得到苏联对我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一五”计划建设的援助，成为我国能否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计划的关键。

　　1952年8月，党中央派周恩来、陈云等人前往苏联，就此进行商谈，得到斯大林对我国“一五”计划建设给予全面援助的承诺，包括从资源勘察和工业设备设计制造到无偿提供技术资料，从派遣专家到培养留学生等各个方面。这表明，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不仅有了必要性、紧迫性，而且有了可能性。于是，毛泽东在周恩来、陈云回国的当晚，立即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只有两个议题，一是听取他们的汇报，二是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和任务。正是在那个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就是说，他把过去先用较长时间搞新民主主义再搞社会主义的方针，改为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写道：“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

　　为什么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陈云访苏情况汇报和讨论“一五”计划方针、任务的会上，会提出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主张？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当然不是。它恰恰反映了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一五”计划建设和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三件事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它说明，正是我国安全形势面临严峻局面，促使我们考虑提前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正是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一五”计划建设，促使我们决定立即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正是上述这些客观情况反映到毛泽东头脑中，促使他敏锐察觉到这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弥补百年差距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必须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即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办法抓住这个机遇。而这就不能不将原来关于实行较长时间新民主主义的设想，改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

　　为什么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国的“一五”计划建设，就必须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呢？这是因为，从总体上讲，我国当时的经济基础比苏联开始实施“一五”计划时更加薄弱。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尽管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已顺利完成，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国营经济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都有较快增长，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已全面开展，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激化了阶级矛盾，抗美援朝战争战局已趋于平稳，但这一切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所需资金、物资和人才仍然极度匮乏的状况。据统计，1950年和1952年相比较，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为33.2%和43.1%，财政收入分别为62.17亿元和173.94亿元，粮食产量分别为1.32亿吨和1.64亿吨，钢产量分别为61万吨和135万吨，在校大学生分别为13.7万人和19.1万人。可见，我国1952年的资金、物资、人才条件与1950年相比，并没有太大区别。苏联虽然答应对中国的“一五”计划建设给予全面援助，但资金、物资缺乏的问题仍然主要靠我们自己解决。就是说，要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紧迫性、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不仅需要我们提高积累率，让轻工业企业向国家多缴利税，让农业向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粮和可供出口换汇的农副产品；而且需要我们把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等资源集中起来使用。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要使计划行得通，就不能不将农民的个体经营变为集体经营，城市工商业的私人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或合作社经营。也就是说，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对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这个道理，毛泽东在1953年把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化三改”比喻为“一体两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从工业化的战略上讲，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的重点是发展农业、轻工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点是发展重工业。因此，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过渡碰到的问题之艰巨和复杂，与过去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些问题，也是由毛泽东领导全党逐一加以解决的。

　　比如，关于从1953年起进行计划经济建设，就是毛泽东在1951年2月关于“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指示中首先提出的；关于五年计划的编制准备工作，也是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由周恩来、陈云等6人组成领导小组，在1952年底前编好的。他在1951年底说：“一九五二年是我们三年准备工作的最后一年。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对于报送给他的五年计划的每一稿，他都是逐字逐句地加以批改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五年计划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目标，也是在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下确定的。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当他说到今后经济恢复和发展时就曾指出：我国“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来，“一五”计划的工业项目安排，就是从系统布局出发，按照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农业相应的协调发展”的要求制定的。1959年，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针对党的八大上的一个提法指出：“我们八大第一次会议曾说，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又说要在十五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内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两个说法有点矛盾。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怎么能说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可见，工业化要建立在独立完整工业体系上的这一观念，在他头脑里不仅是始终明确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经过几代人的接续努力，我国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分类的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许多外国观察家都认为，有明确的工业化建设目标，有围绕这个目标的计划、规划，有一代接一代为实现计划、规划的不懈努力，是中国得以在短时间内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大的制造业大国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