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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要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做到共同富裕

　　毛泽东曾从两个角度讲到统筹兼顾的原则：一要兼顾国家、集体（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要兼顾公私关系；二要从六亿人口出发，兼顾各种利益群体间的关系。总体来讲，就是不能只顾一头，要照顾各个方面的利益。他说：“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他说：“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也与苏联工业化建设中的教训有关。他说：苏联对农产品“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我们没有采取这种政策，农业税历来较低，且采取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办法；统购农产品的价格正常，且采取逐步增长的办法。“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我国人口与世界各国相比最多，为什么就要统筹兼顾呢？因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只需遵循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就行了，而我国搞的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建设，必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就决定了不能不考虑我国人口众多这个实际。另外，唯物辩证法中的一个基本原理是量变与质变的转化，即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引起质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陈云在题为《经济建设与经验教训》的讲话中，针对一些同志想学习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依靠借外债搞现代化的想法曾指出：“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可见，人口众多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区别于其他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一大特点。

　　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一个出发点和内涵是共同富裕。毛泽东说：“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不能不严格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因此，我们必须反对平均主义，无论单位之间还是个人之间，收入都应当根据劳动效益、贡献大小而有所差别。但这种差别又不能过分悬殊，他说：“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工资问题时说：“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不能只让一部分人富，而要共同富裕。他在“三大改造”期间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

　　6.要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的积极性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还提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与苏联不同的另一个特点，即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他说：“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他具体讲到中央各部门对下指挥的问题，指出：“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