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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比如，对于解决农业尤其粮食生产和供应跟不上工业化建设速度的问题，毛泽东一方面从当时的实际条件出发，大力抓农业合作化，通过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的办法，增强生产力和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从而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使农业总产值从1952年到1956年增长了20.5%，平均每年增长5.1%；另一方面，支持陈云提出的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从而解决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带来的城市人口大幅度增长和粮食供销缺口之间的矛盾。

　　又比如，对于解决私营工业企业向社会主义所有制转变、把私营工业纳入国家统一计划的问题，毛泽东的总体思路是采取渐进的方式，即通过许多中间环节，把资本主义经济逐步纳入社会主义经济。首先，采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形式，把私营工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然后，实行公私合营，国家向企业投资，派干部以公权代表身份负责企业的领导和管理，资本家参加管理，利润采取“四马分肥”的办法，即国家税收、公积金、职工福利、资本家个人所得大体各占四分之一，使企业具有半社会主义的性质。最后，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对原私营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定股定息、人事安排、企业改造；资本家按照股额每年领取固定5%的股息（俗称定息），企业则变成全民所有制，由国营专业公司领导，对设备、资金、技术、劳力进行统一调配，合理使用；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凡能工作的一律安排工作。到1956年，占全部工业产值99.6%的私营工业企业已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

　　那一年，毛泽东在《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1980年，邓小平在评述新中国头7年的成绩时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三、毛泽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引领中国逐步走上了带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

　　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旧中国仅有的一点民族工业主要集中在轻纺业和面粉业，不仅没有给新中国留下多少像样的重工业，也没有留下多少从事重工业的管理、技术人才和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不仅要接受苏联的援助，而且要向已取得工业化建设经验的苏联学习。

　　1953年，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讲到进行五年计划建设经验不够时说：“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广泛地学习他们各个部门的先进经验，请他们的顾问来，派我们的留学生去……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开幕词中又说：“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1962年，他在回顾20世纪50年代初期学习苏联时还说道：“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

　　然而，这种情况在1956年发生了变化。反映这种变化的标志，是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等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发表。《论十大关系》中的“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讲的实际上就是要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苏联经验、不要照抄照搬的问题；另外的九个关系中的五个，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际上也是针对苏联的教训，强调要进行符合自己国情、带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毛泽东在此后的日子里，对这些关系又作了许多新的探索，总结出许多新的经验；并且不断扩大探索的范围，总结出了其他许多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经验。特别是1957年以后，他逐渐将工业化的提法改为了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以及国防现代化，直至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然后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从此，毛泽东又对中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解答了有关如何建设带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形成了系统思想。这些思想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十个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