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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禁运、封锁，毛泽东曾指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之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正如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针对美帝国主义干涉所说的：“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20世纪60年代，他针对苏联撤专家、撕合同又说：“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新中国的历史说明，我们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就是在断断续续的封锁、禁运中进行的。而且，说来奇怪，技术越是被封锁的，我们突破得越快；不封锁的，有些掌握起来反而慢。

　　9.既要有计划按比例讲平衡，又要密切干群关系、发动群众运动

　　我国在为工业化打基础的年代，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决定了有关部门制定计划时，必须力求反映客观经济规律，使经济按比例地平衡发展。对此，毛泽东是给予肯定的。他说：“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同时，他又指出：“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因此，经济要波浪式发展，要发动群众，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要加快建设速度。而要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改进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使干部密切联系群众。

　　毛泽东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而且“我们做了很多文章”。例如，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简称“两参一改三结合”——笔者注），等等。他认为：“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中写道：“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他执着追求的一种理想。他认为，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一旦建立起来，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劳动热情、生产积极性就会解放出来，成为无穷无尽的力量。”

　　不过，对于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搞经济建设，毛泽东的思想也一度出现偏颇的一面。比如，他曾针对主张按部就班发展经济的思想批评道：“所谓稳当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然而，当他发现一些问题后也曾指出：“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毛泽东提出在生产关系中不仅要重视所有制，也要重视人与人的关系，要求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平等待人、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以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对于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0.要尊重价值法则和物质利益原则，也要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提倡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发扬社会主义精神

　　毛泽东十分重视价值法则，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一向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注意解决群众的一切实际问题。他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原理出发，也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人的觉悟的提高。他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

　　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分强调物质利益原则和个人利益的偏向，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指苏联——笔者注）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他还针对这本教科书中只讲个人消费、不讲社会消费如公共文化福利事业的现象，指出：这是一种片面性。我们现在城乡居民的房屋还很不像样子，要有步骤地改善，不应当靠个人的力量，而要用集体的社会的力量来搞。“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他把“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作为社会主义精神，要求在全党全社会加以提倡。他还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概括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指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为此，他大力推动向雷锋、大庆、大寨等先进典型学习，积极倡导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与风尚。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抓思想政治工作，抓人的思想觉悟的提高，目的同样是为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纠正过分看重物质利益、个人利益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忽视人的思想觉悟提高的偏向时，毛泽东也一度产生过另一种偏向。但无论怎样，他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仅仅靠物质利益原则，不能用个人利益至上来调动人的积极性的观点，关于思想政治工作要为经济基础服务并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观点，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是他具有中国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思想的组成部分，对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样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纵观毛泽东对中国式工业化探索和实践的一生，其中虽然有过曲折和弯路，但总体而言是成功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仅用27年时间，就在落后农业国的基础上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当他接手国民党留在大陆的烂摊子时，中国还不能生产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而当他逝世时，中国不仅能够制造这些东西，而且造出了火车的蒸汽机车和内燃机车、万吨轮船、万吨水压机、几十万千瓦的发电机组，还造出了“两弹一星”和核潜艇。从新中国成立到他逝世，我国人口由5亿多增长到9亿多，而人均粮食的拥有量却由418斤增加到615斤。1952年至1980年，我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26倍多。1949年与1979年相比，我国钢产量由相差美国438倍变为相差其3.6倍，由相差英国13倍变为反超其60%，由相差印度4倍变为反超其1倍；发电量由相差美国80倍变为相差其9倍，由相差英国13倍变为反超其17%；铁路营运里程由相差印度3万公里变为相差其1万公里。另外，在那个时期，我国石油产量由12万吨增加到1亿吨，公路由8万公里增加到88万公里。所有这些建设成就，都为后来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飞猛进，奠定了雄厚而坚实的物质基础。

　　只要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五大特征的论述，回顾毛泽东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探索和实践的历程，我们便不难看出，毛泽东所开创的道路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特征，虽然当时没有这种提法，但他提倡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防沙治沙、改良土壤，推动水力发电，实质也是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提出者和推进者是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集大成者和这条道路拓展的引领者是习近平总书记，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毛泽东。我们今天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就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沿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继续前进，力争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2]《毛泽东文集》第6、7、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3]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7日。

　　朱佳木（1946-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北京 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