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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要结合中国实际学习国外工业化、现代化的经验

　　毛泽东在1956年审改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稿时指出：“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他在1957年《正处》一文中又说：“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他总结说：“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此后，在他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都按照这条方针去做，终于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带有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

　　2.要用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苏联和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都是不大成功的。比如，苏联的粮食产量一直达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东欧一些国家由于缺少轻工业产品尤其消费品，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在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后，并没有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此，“一五”计划期间，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基本保证了工业发展的需要，民生日用的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总体稳定。但是，既然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在投资上总会受到一些影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后来的事实说明，我国经济的每次大的起伏，都与急于发展重工业而忽略农业和轻工业有关。可见，毛泽东的这一提醒的确很有必要，是非常英明的。

　　由于经济出现过波折，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在安排投资上“要把重、轻、农的次序改为农、轻、重”等主张。他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毫不动摇，但“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他还说：“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

　　3.要在工业布局上使沿海与内地工业逐步平衡

　　旧中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是历史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状况。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正是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一五”计划建设将限额以上的工业项目大部分放到了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到1957年，内地基建投资占全国基建投资、内地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已分别由39%和29%上升至49.7%和32%，初步改变了工业过分偏重沿海的状况，有力地促进了资源的节约和地区间的合理发展，也十分有利于国家统一和国防安全。

　　20世纪60年代中期，鉴于我国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安全均受到威胁，毛泽东决定将“三五”计划原定以解决“吃穿用”问题为重点，改为以“备战”为重点，大规模开展三线建设，将沿海工业的相当部分迁往中国中西部腹地。据统计，1966年—1976年的十年间，全国共内迁项目380个、职工14.5万人、设备3.8万余台，11个三线省区共投资1173.41亿元。到1978年，中西部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占到了全国的56%，超过了东部沿海地区；工业总产值增长了近4倍，职工人数由300多万增加到1000多万。这一决策使我国西南、西北地区逐步建成了攀枝花、酒泉等钢铁基地，德阳东方、天水海林等机械制造工业基地，绵阳、都匀等电子工业基地，川、贵、陕等航空工业基地，葛洲坝、刘家峡、龙羊峡等水电站，成昆、襄渝、湘黔、枝柳、青藏（西宁至格尔木段）等铁路干线，以及攀枝花、绵阳、六盘水、德阳、十堰、金昌、梓潼、西昌等60多个新兴工业城市，形成了西南机械工业基地、华中机械工业中心和汉中、天水、银川、西宁等一批各具特点的工业中心，为改革开放后实施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4.要通过加强经济建设的办法增强国防工业的实力

　　毛泽东十分重视现代化的国防建设，之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初将过去重点发展轻工业转变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加快建设现代国防工业，增强我国国防实力。但是，我国当时的经济还十分薄弱，这就涉及有限资金的投资是更多地投给经济部门，还是更多地投给军工部门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国军政费用占全部财政预算支出的30%，比重太大，要在“二五”计划期间降到20%左右，以便抽出更多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后来，我国除了特殊时期，一般情况下在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基本都是遵循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