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契合
辛亥革命网 2011-06-02 00:00 来源：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作者：郑成林 查看：
原题为：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契合 ——“商会与近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2004年9月9－11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商会博物馆、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与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古城平遥联合举办了“商会与近现代中国暨纪念中国商会成立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4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了30余篇论文与报告。与会学者围绕大会主题，不仅强调了中国商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回顾与总结了中国商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而且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和学识特点出发，就会馆公所与商会的制度变迁、商会的经济职能与地方社会、商会与近代国家政权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争鸣。
一、关于商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1949年前，商会作为法定的商人组织形式遍布中国各地，成为当地工商界的主要代言人，亦是政府对商人进行管理的重要凭借。因此，商会史的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了解，还可以为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某些有益地启示，乃至为一些相关理论的探讨提供有力的实证基础。也正因为如此，近20年来中国商会史研究愈来愈为中外学者瞩目，并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但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商会史研究者在理论视角、方法等层面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诸多时代性的问题，如何正视这些问题，提出改进办法并突破已有研究的藩篱，是加深商会史研究的一个前提，也是与会学者探讨的一个焦点。
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简要回顾了中国商会史研究的历程，着重指出应将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专题研究与综合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把商会史研究的对象和视角拓展到经济与社会更广阔的领域，走中国学术自己的研究道路，认为惟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商会和近代中国的认识，进而建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理论，补充或修正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某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加快商会和行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已成为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共识与现实的选择。因此，中国商会史的研究被赋予了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社会价值，历史学研究者有必要也应该深入地考察近代中国商会与同业公会的发展演变及其与商人和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探讨商会和同业公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中的地位与作用，“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1]。不过，历史学研究者的“天职”是研究历史而非其他，参与现实生活也主要是以史学来参与而非其他，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必须走进历史、理解历史[2]。就商会史研究而言，我们不能简单地迎合社会的需要，预设前提、预设立场、预设结论，而应保持价值中立，用科学、客观与冷静的头脑去分析与研究近代中国商会的组织结构与社会功能、运行机制与管理模式，以史实为依据去考察与探讨作为商会主体的商人的生活方式、情感世界与心态特征。从现有研究的成果来看，考察地区性商会的为数不少，而从整体上对商会通史进行综合论述的成果则难得一见，因此，商会史研究必须改进方法与拓宽视野。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都很不平衡的大国，不同地区的商会常常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对商会进行专题性、区域性研究不仅必要而且重要，但是如果仅仅只是对某个地区或者几个地区的商会进行考察，而不对全国商会进行综合与整体性的分析，则难免以偏概全。要祛除因研究视野和方法的局限带来的种种缺陷，就必须将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专题研究与综合研究结合起来。另外，在放宽研究视野、引进西方理论的同时，容易步入另一个误区，即借用西方的理论模式与概念来硬套中国历史，忽视以扎实的史料来做实证工作，简单地从理论到理论，从模式到模式，使原本活生生的历史成为术语与华丽辞藻的堆砌。对此，章开沅认为在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借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或方法无可厚非，但首先应该对照本土情境，对其作适当的调适，使之适合中国自身的历史实际，而不能全盘照搬，更不能挖空心思地寻找中国的史实去印证某个西方的理论，那种以西方经验和西方诠释为惟一标准的研究态度实不可取。简而言之，中国商会史的研究必须基于中国商会本身的历史，构建基于专题研究与整体研究的“本土理论”，进而用自己的学术精品，用自己的智慧与热情去参与和引导现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