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契合(2)
辛亥革命网 2011-06-02 00:00 来源：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作者：郑成林 查看：
中国商会史研究之所以在短期内能够异军突起，取得较好的学术成果，马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认为首先在于研究者敢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自觉地将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史学研究，从而带来了研究视野的开拓与研究层次的提升，但同时指出已有研究比较注重商会的社会属性、组织结构、功能作用，相对忽略了商会的复杂性与区域性特征，对引进的一些西方理论也有食洋不化之嫌，因此，商会史研究在研究视野、历史解释、理论模式诸方面应作进一步的开拓和探讨。例如，在时间跨度上，已有研究一般侧重于清末民初，以致我们很难从宏观上、整体上系统地把握中国商会发展演变的历程，因此迫切需要上下延伸研究时段，重视以长时段来考察商会的历史演变，这不仅要求加强在明清史的背景下来研究中国商会史，将近代商会史与明清行会史打通做比较和连贯的研究，而且要求加强对1927年以后国民党统治时期商会的研究，还应加强对解放初期的商会与当前中国民间商会发展历程的研究。伴随研究时段的上下延伸，研究的内容也应横向拓展，不仅要继续研究商会的组织状况和政治活动，更应重视对商会的经济活动、法制建设与民间外交活动等方面的探讨，还可以深入调查当代商会的组织发展和社会功能，并与近代商会进行比较研究。由于受资料限制，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上海、天津、苏州等地商的会，对内陆商会，尤其是对县以下小城镇商会的研究相对薄弱，因此，应该进一步挖掘资料，加强对内陆与基层商会的研究，同时加强它们与沿海大中城市商会的比较研究。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加强中外商会的比较研究，除了与西欧商会的比较之外，还应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各种不同类型的商会进行比较。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充分占有史实的基础上重建中国商会的实际面貌，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概而言之，马敏强调商会史研究应走向“总体史”的研究，即“走出商会”研究商会，透过商会看社会，看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看商会在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3]。
以上回顾与总结不仅肯定了已有研究的成绩，也明晰了已有研究的不足与缺憾，彰显了今后中国商会史研究乃至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方向。
二、会馆、公所与商会的制度变迁
会馆、公所与商会的制度变迁是商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当然也倍受此次与会学者的关注。不过，与会学者不再囿于商会与会馆、公所的异同，而是放宽研究视野，详细剖析了会馆、公所的近代转型，以及商会的内部构成和具体运作，其中既有宏观的综合探讨，亦有微观的个案研究。
邱捷（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察了清末民初广州“七十二行”的组织演变、社会功能及其与广州总商会的关系，认为七十二行不仅在总商会建立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总商会成立后仍代表全城商人提出诉求、参与社会经济与政治活动。不仅如此，七十二行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总商会的人事改选，挑战总商会权威的事例也非罕见。因此，广州商人的“新式”活动依然主要由七十二行这个“传统”的行会联合体组织。行龙、韩晓莉（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以山西行会与商会为个案，不仅分析了两者之间在成立过程、组织结构与社会功能等方面的差异，而且结合山西的社会环境着重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指出近代山西行会与商会的关系并非只是“旧”与“新”的对立，后者的兴起也非以前者的衰落为前提，商会的出现更没有替代行会的地位与作用，反而其诸多功能的发挥是依托行会来实现的，因此，与沿海大埠相比，山西行会与商会之间体现更多的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关系。彭南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选取近代江南地区公开出版的421份行会碑刻为样本，考察了这些碑刻的产生、类型及功能，并藉此透视了行会组织的近代命运，认为碑刻不仅具有传承后世的记忆功能、惩戒违规的警示功能、颂扬美德的激励功能、公布官府法令的告示功能以及征信与佐证功能，而且有助于形成行业的凝聚力和从业者的自豪感，增强会馆、公所的权威性和维护行业利益的责任感，约束了同业商人的违规违法行为。把上述几篇论文放在一起阅读，当可使我们对行会的社会角色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获致更为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