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契合(4)
辛亥革命网 2011-06-02 00:00 来源：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作者：郑成林 查看：
由商会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商会组织网络，是整个亚洲乃至世界商业网络中的重要一环[4]，许多跨地区的经贸活动便是在商会网络的参与和组织下完成的，因此，通过考察商会网络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深化商业网络的研究，而且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商会在区域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应莉雅（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察了近代天津商会的组织结构及其与外地商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认为天津商会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构筑了一个以自身为中心的多元化组织网络，并建立了有效的信息流通渠道，同时从交易成本的视角探讨了商会组织网络对区域市场交易的信息成本和契约实施成本的影响，指出正是凭借这一信息流通畅达的多元化网络，天津商会才有效的减少了区域市场的信息成本和契约实施成本，从而在总体上降低了区域市场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区域市场经济的发展。水海刚（厦门大学历史系）详细分析了近代厦门商会与海外中华总商会在经济贸易往来与华侨事务处理等方面的联系，指出二者在长期交往与互助友好的基础上日渐形成一种分散型的一点多线式的网络关系，这种关系在厦门商会日常事务的处理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强和运用，以致逐步增强了商会活动的影响力，促进了近代厦门工商业的发展。陈来幸（日本兵库县立大学经济学部）认为与日本和欧美相比，近代中国商会的显著特点之一便是与海外中华总商会保持着互惠而密切的网络关系，凭借这种网络关系，商会获得了官方以关防方式提供的信用，从而在商业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将网络论与跨国主义等理论应用于商会史研究，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近代中国商会组织与功能的了解，促进中国商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而且可以引发我们对当前中国商会组织与作用的思考，对深化华商网络的研究也大有裨益。因此，进一步揭示商会网络与公司、企业等构成的贸易网络和钱庄、银行等构成的金融网络之间的内在联系及机制，不仅是商会史研究期待深入的主要问题，也是当前中国民间商会建设与发展应该探讨的重要问题。
虽然商会的职能系以经济职能为主，但往往超越了经济的范围，将活动的触角延伸到教育、文化、慈善公益等社会领域。行龙考察了山西商会在地方社会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认为尽管山西商会成立较晚，但却与沿海大埠商会一样热心教育事业、兴办报纸杂志、协助政府禁烟戒毒、采取多种措施丰富市民生活，以致地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可以感受到商会的影响。孔祥毅（山西财经大学）综合分析了山西商会与商业文化之间的关系，尤其着重探讨了商会与企业管理方式、商业伦理道德和商人价值观念等问题，认为山西商会是引导当地商业文化创新、发展、规范和传播的主角。任云兰（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1903－1936年华北灾荒期间天津商会的赈济功能进行了探讨，指出天津商会与政府及其他团体合作，对灾民施行了一系列赈济措施，从临时救灾抢险、散衣散粮，到灾后的粮食调运和平粜、教以工艺等，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民的生存压力，有助于灾民恢复生产。
商会与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在排污、防火和交通等市政建设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有研究却对此着墨不多。宋美云（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察了清末民初天津商会参与城市环境建设的态度、方式与行为，认为尽管政府是推进城市发展的首要力量，但商会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污染治理、公共卫生防疫机构建立、道路交通整顿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进而指出商会不仅是城市化进程中一种有效的、不可或缺的组织形式，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一种重要组织制度。徐凯希（湖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探讨了20世纪初期荆沙商人组织的发展与演变，指出商会通过积极参与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事务管理，一度填补了政治动荡引发的城市社会管理真空，扮演着“城市经营者”的角色，成为影响当时荆沙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从近年来在武汉、苏州、哈尔滨等地发现的商会档案和市政建设资料来看，民国时期商会一如既往地在城市规划、公共卫生、市镇设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随着资料的不断发掘，这方面的研究将极大地丰富中国商会史和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内容。
四、商会与近代国家政权
20世纪初期，商会等新式商人社团的兴起，为型塑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开拓出了许多新的可能性，因此，商会与政府的关系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成为中国商会史和近代史研究的一大热点，当然也是此次会议研讨的焦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