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协商制度是在武汉创立的(4)
辛亥革命网 2011-06-09 00:00 来源：武汉市统一战线 作者：毛磊 查看：
从以上三者的性质来看，都不是政权机关，都不是民意机关，都是政治协商组织。因而可以说国民参政会是人民政协的源头。
（4）三者发挥的作用也很相似
①国民参政会在抗战中发挥了正面的作用
国民参政会在中、前期的作用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加强全民族的团结，积极赞成《抗战建国纲领》。由中共参政员提出的《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有67位参政员“联署”，成为一届一次会议上联署人数最多、代表性最广的提案。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心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坚强意志。
其次，痛斥妥协谬论，声讨汪逆叛国，为坚持抗战奠定了思想基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级后，妥协的逆流甚为猖狂。因而在一届二次参政会上，陈嘉庚参政员致电会议提出：“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这个电报在反对投降的斗争中发扬了积极的作用。当汪精卫投降后。毛泽东等中共7名参政员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提出：中国政治方面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动员全国力量反对妥协投降，扩大反汪运动，肃清抗战营垒中的暗藏汪系余孽及一切妥协投降分子”。［14］随之在全国掀起了讨汪运动。对于反对投降倾向发挥了作用。
再次，推动了宪政运动的发展。在一届四次参政会上，许多参政员提出“结束党治，立施宪政”的提案。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这个提案。由于它适应了全国人民要求政治民主的强烈愿望，因而在会后掀起了第一次全国性宪政运动的高潮。尽管这场运动被国民党顽固派破坏，但它仍然给中国现代政治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以深刻的影响。
第四，询问权是参政会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力，是参政员参政议政的最有效的一种方式。按参政会议事规则规定：“参政员对于政府之施政报告如有疑义，得于主管机关长官报告后经主席之许可，为简单之口头询问”。同时又规定：“参政员之询问事项，除因国家有不便宜重大理由外，主管机关长官应为书面或口头之答覆”。这方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许多参政员对国民政府的一些部长报告后，提出很尖锐的询问，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内涵。在武汉举行的大会上，参政员就对有些部会首长的报告提出一针见血的询问，使会场十分热烈，出现了在中国政坛上罕见的民主问政局面。即令到1943年国民参政会出现倒退的情况下，参政员询问权的执行情况也是较好的。有参政员询问粮食部长徐堪说：“平价米内不仅有矿物如灰砂，且有动物如蛀虫甲虫；且因仓储管理不善，米多潮湿霉腐，于是便形成了所谓八宝饭。请问徐部长，你是否吃这种八宝饭？你的感想如何？你有没有能力和信心去改善？若没有办法，最好另让贤能”。由于粮食部的书面答覆措词失态，会场群情激愤，引起轩然大波。参政员马毅说这是蔑视参政会。高惜水提出退回书面答覆。许德珩说：“此事关系重大，小则粮食部失言，大则关系中国今后民主建设问题”。最后表决请徐部长出席答覆。下午徐堪到会道歉，答覆书自行撤回，重行修改。一场风波始告平息［15］当农林部长沈鸿烈答覆询问时，答覆难题，感到窘急，加上天热，沈部长汗流挟背，竟在发言台上不支，翻身栽下台来。幸亏工作人员一跃上前将他抱起送往医院救治，没有发生悲剧。询问和答覆的紧张热烈，可见一班。［16］
第五，调查权执行的也是有声有色，引人注目的调查行动有：“军风纪调查团”、“川康建设视察团”、“延安视察团”等等。其中由黄炎培等7人组织的“延安视察团”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到延安机场迎接黄炎培的中共领导人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吴玉章、周恩来、邓颖超、秦邦宪、张闻天、林彪、叶剑英、徐特立、李富春、谢觉哉、杨尚昆等人。刘少奇、任弼时、王若飞、贺龙、陈云、陈毅、陆定一、彭德怀、刘伯诚、聂荣臻、高岗等参加欢迎宴会。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长谈中发表的关于防止腐败的谈论，至今仍是我们反腐倡廉的最重要武器。1945年7月7日，黄炎培向国民参政会主席蒋中正报告赴延安商谈结果。蒋向黄询问延安的有关情况。这次视察对于促进抗战胜利后的国共旧政协的召开，均发挥了正面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