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成因(2)
辛亥革命网 2011-06-09 00:00 来源：文史哲 作者：周锡瑞 查看：
运河航运的衰落也促成了鲁西的经济萧条。根据1910年的聊城县志，聊城“昔年河运通时，水陆云集……迄今地面萧疏，西商俱各歇业，本地之人谋生为倍艰矣”。（见陆景琪《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爆发及其斗争》引文；文见《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61年，北京），页69。）
经济不景气之余，地方治安受到连带影响，曹州、徐州地区原本就以盗匪多著称，一个住在曹州的传教士有这样的记载：
曹州恶名彰著，是土匪滋长的地方，成群或阖村械斗，几乎无日不有；有几回且成为大规模造反或革命运动的策源地。（George Stenz，The Life of Father Richa-rd Henle，SVD；trans．by Elizabeth Ruff．Techny，Illinois：Mission Press 1915，PP．36，71。）
光绪年间，沂州盗患也很严重，据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
沂州府属之□山，费县与江南邳、宿毗连，同为盗贼出没之区，本年春间雨泽愆期，粮价昂贵，又值各路裁并营伍，外来散勇积匪臧公□，宋四等勾结无业游民，于两县交界东庄寺，车辆等处啸聚数百人，携带洋枪器械，向附近村庄以借粮为名，肆行劫掠，勒索马匹，枪械子药。（张汝梅，1898年6月30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册一，页16—17。）
而江苏，徐州的情况就更严重，根据我所见到的刑部题本盗案类，1890—98年间徐州盗案之多恐怕是全国之冠。
这些地区既然向来多盗匪，所以多数的村庄组织严密，筑寨自卫，有武装团体，大刀会本来就是村庄自卫的一种组织。
然而，山东、直隶边界上盗匪的出没在1890年代却是一种新情况，很可能是运河航运衰落及山东连年天灾的结果。从官方文件记载里可以知道，冀州南宫一带，1894年、1898年之际，虽然邻近的山东有水灾，而南宫的治安仍然十分平靖；到1899年初，却不但是村庄，而且连小镇都被土匪抢劫，以致商旅断绝，市镇萧条，这个记载，是根据一个回乡御史的报告的。（孙朝华，光绪25年1月30日，见明清档案库录副奏折。）
综合以上的讨论，我们知道义和拳三个主要发生地当中的两个地方，曹、徐及梨园屯附近，在十九世纪末叶都是匪患严重的地方，但在第三个中心，也就是茌平、平原地区，情况就不同了。1935年茌平县志上说：茌平“民国以前，人民不知土匪为何物。”我在刑部档案里也没见到过平原地区匪案的报告，所以我们可以说，茌平、平原一带的环境气氛与边界地区大为不同。
在这个贫穷，经济不景气，盗贼极盛的环境里，当地社会的阶级关系是怎么样的呢？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非常有限，清末当代的统计固然没有，民国以后的统计一方面不可靠，一方面还必须考虑到晚清以后的社会变化。但是这个问题是一定得讨论的，所以，以下我们就作一个初步的探索。
在农村社会里，土地分配的情况是决定农村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我们都知道，华北土地的分配比较平均，佃户比在江南、广东一带少得多，但是在华北或山东境内，土地的分配有没有区域性的差别呢？我根据1933年的《中国实业志·山东省》及1918年的《农商统计表》作成第二图，根据景□、罗□对山东经营地主的研究和卜克的调查，加以修正，把山东省境内各县出租地占耕地的百分比作了一个初步的估计，发现出租地主的现象在义和拳活跃地区以外的胶东固然很显著，但是就义和拳地区来说，出租地主的现象在鲁西北十分罕见，在鲁西南比较常见。假如我们把大刀会也很活跃的苏北邻近地区也包括在图上，我们就会发现苏北的出租情况跟鲁西南相似。清末关于这些地区的文献记载都支持我们这种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