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成因(7)
辛亥革命网 2011-06-09 00:00 来源：文史哲 作者：周锡瑞 查看：
这样看来，强调练拳组织在动员民众上的功效是有问题的，因为原来的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介入运动。说冠县一带自乾隆以来即有练义和拳的传统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当危机形成的时候，拳术组织本身没有参与斗争，而顶多只为像赵三多这样参与了斗争的人提供了联络上的方便与号召的力量，赵三多之类的队伍是在危机之中临时集合成的乌合之众，这个组织上的弱点是义和拳运动来日失败的主要原因。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有关冠县义和拳的记载里，没有一件曾提起过喝符念咒或刀枪不入的仪式；后来的调查资料里也说得相当清楚，冠县的义和拳“不烧香，不念咒，跟神拳不同”，我们如果再参照郭栋臣的说法，说赵三多本人是1899年5月在直隶正定遇见河间拳师李某之后才接触到“铁布衫”功夫的，就可以发现，最先在冠县用“义和拳”名义的人并不是后来的义和拳，要找出真正义和拳的源头，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到茌平、平原地区。
1899年10月18日，义和拳在朱红灯的领导下，仗恃“刀枪不入”，在平原森罗殿首次与官军开战。朱红灯本人来自茌平。茌平跟冠县梨园屯一样，是天主教活跃的地方，也是义和拳盛行的区域。根据图一，我们知道茌平在清末天灾不算多，可是1898年黄河水灾的时候灾情却特别严重，黄河于那年8月11日在东阿决口，水势汹涌，茌平地方水深好几尺，许多村庄洪水久久不退，直到中秋；不仅秋获完全流失，而且冬麦不能播种；茌平的东、南部受灾尤其惨重，县里的主要灾区，就是以后义和拳兴起的地方。
根据调查，大水之前的两三年，茌平地区已经按了“场子”了。神拳也是在大水之前就有的，他们“光著学”，按了“场子”，大水之后，才“闹起来”的。茌平的神拳传自外地，当地人都说跟大刀会是一回事，有一老先生且说：义和拳、神拳、金钟罩、大刀会、红灯照都是一回事。
茌平、平原地方拳民的仪式基本上与京、津地区的相同，他们烧香，向东南叩头，画符，喝符水，念咒，请“老师”下山，降神附体；所谓“老师”，多半是民间戏曲小说里的人物，如孙膑、孙悟空，关公，张飞之类，拳民每人认定一位“老师”，每次附体不得随意改师；降神之后，即有法力治病。
这些安分、治病的“神拳”，究竟怎么转变成积极仇教的队伍，其中详细过程是不大清楚的；但就转变的时机来说，则黄河的空前大水灾及同时朱红灯的出现，大概是直接促成的因素。朱红灯在到达茌平之前，曾在长清练拳治病，水灾之后灾区瘟疫流行，大概是给朱红灯提供了绝好的活动机会的。（史斌（即陆景琪），《山东茌平平原一带义和团调查记》，见《文物》第238号（1976年3月），页3。）1899年初，神拳传播极快，朱红灯及他部下的拳师们周游于邻近几个村子之间，那年春天，神拳传到平原，各村青少年积极习练，一时蔚为风气，不久，扰及教民，偷窃，罚款，破坏教堂的事件屡出不穷。
关于平原事件，知县蒋楷的《平原拳匪纪事》叙述得很详尽，跟调查资料也相符，我不再复述。平原县的西南角落跟茌平的东南方一样，多盐碱地，村落稀疏，民生穷困，地方靠近南北官道；这个地区的拳风从一村传到一村，有的以村中小头目为领袖，例如北□村领袖张泽，是个武秀才，也是里长，勉强算得具有“绅士”身份。各村练拳当然都得有村长的默许，不然，拳场子是按不起来的；调查里就反映了几个村子因为村长不同意，结果没有按成场子。练拳的多半是十几、二十几岁的青少年，属于贫农、雇农出身，完全不受士绅的约制。
关于这一点，神拳与鲁西南大刀会的情况大为不同，调查资料里对大刀会会员成份的说法大体上是一致的；菏泽地区说：“组织大刀会的是地主和富农，参加的是他们的佃农和雇农”。曹县地区说：“大刀会是富中农和小地主组织的，大地主自己不学，叫佃农学；大刀会的多半是佃户，指挥大刀会的是富中农和富农。”单县的人说：“学大刀会的多半是地主和富农，穷人不学，可是佃户得学，学了好给地主看家。”单县的人又说：“大刀会是保家的，会里的多半有地，地主也参加，很穷的不参加，因为他们没有地，没有家可保。大刀会每天要烧十钱香，穷人烧不起，所以不参加”。
前面我们讨论过鲁西南的租佃现象比茌平、平原一带普遍。那儿的地主在大刀会里的势力比较大，这种现象跟当地的社会结构是相呼应的；大刀会在鲁西南的历史也较长，这两个因素都使大刀会的组织趋于严密，调查资料里说：这一带的大刀会很能保密；跟鲁西北的情况恰成对比。鲁西北的大刀会，神拳所以能迅速传布，就是因为农民可以自由观摩神拳练拳，也可以参观他们的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