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成因(8)

　　神拳的仪式与鲁西南大刀会的仪式有根本上的差异。大刀会以喝符念咒为主，神拳除符咒之外，还有降神附体；关于这项仪式的功效，我赞同日本学者小林一美的看法，认为降神附体仪式能解放、动员民众的力量，发挥了民众化的作用。由于人人都可降神，人人便也都能成神，农村统治阶级就无法透过操纵信仰内容的方法，来维持统治地位。因为这样，所以鲁西北神拳运动可以产生象朱红灯、心诚这类的领袖；朱红灯来自外地，原本在长清乞讨；心诚是游方和尚；他们原来都不属于统治阶层，与鲁西南大刀会的领导分子不同，所以在他们领导下的神拳就很容易地由自卫组织而转化成积极排教的武装力量了。

　　最后，我们谈谈官方，尤其是山东巡抚毓贤，在这次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所居的角色。毓贤自曹州知府任上开始，就对大刀会有丰富的经验，称得上是山东境内的大刀会专家。他当巡抚，济南传教士报导当地人民的意见，认为他清廉、勤于治匪。这种意见六十年之后还反映在调查报告里老农民的回忆之中。　（NCH8/5/1899。）由于大刀会是个剿匪的自卫组织，所以得到毓贤的支持。农民们说：“毓贤不杀大刀会，用他们打土匪”；“毓知府出告示叫我们学大刀会，抵抗土匪”。这一带的大刀会既是在封建地主们的控制之下的，毓贤的态度也就丝毫不足为奇。

　　毓贤就山东巡抚任的时候，正逢帝国主义势力大张，尤以德国人最是张扬挑衅，在山东境内测量土地，准备修路采矿。他们的行为一旦激起小规模的反抗，德国就兴师动众，先后在高密、即墨，日照、兰山焚毁房屋、屠杀民众。

　　这一类的行动使得鲁南人民仇外情绪高涨，1898年秋，仇外情绪弥漫诸城、莒州、日照，次年春天，播及沂州、费县，夏天里更蔓延到济宁州的嘉祥、汶上。 （NCH5/12/1898,24/12/1898 ,24/12/1898,23/1/1899。）在这一连串的教案里，只有最后济宁地方才有拳民在内，这自然是因为在上述这些地区里，只有济宁才属于鲁西南拳民大刀会的活动范围。而这时候拳民究竟是怎样由自卫转向排教的呢？毓贤的电报里有一段很好的分析，认为：民教冲突，由来已久；百姓由于常受教民欺凌，为了自卫而学拳棍，本来无意生事，而拳民之中，混杂了一些外来的游民强徒，趁机鼓动报复快意，有人在教堂附近练拳，甚至假教堂为拳场。有的称“红拳会”。这些拳民引起了教民的恐惧，唆使教士赴官要求逮捕，但是拳民人数众多，地方官不敢轻举妄动，恐怕生事。（毓贤电，光绪25年6月2日，见《山东巡抚档案》。）我认为他这个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

　　毓贤发了这个电报之后，便离开济南去巡视黄河堤工。毓贤在七月二十日出发，九月七日才回省，这段期间里，有机会深入了解到山东人民对德国侵略者的仇恨。（毓贤电，光绪25年6月19日，见《山东巡抚档案》。）

　　济宁教案发生之后，毓贤停止巡河，往现场了解情况，发现那一带教民、土匪、民团、拳民之间有各式各样的冲突，在不同的情况之下，随时变更组合，抢劫分赃，以强凌弱。（毓贤电，光绪25年6月23日，见《山东巡抚档案》。）当拳教冲突即将恶化之际，毓贤即时采取行动，立即派兵镇压，济宁一带不久即复归于平静。（毓贤电，光绪25年7月17日，见《山东巡抚档案》。）而茌平、平原一带神拳教民的冲突却愈演愈炽，我认为毓贤在这个地区的处置是有疏失的。他没有掌握到鲁西北神拳的本质，没有认清这一带的神拳虽然也号称是大刀会，却和曹州、鲁西南大刀会不同，他们的领袖代表了另一种社会成份，在封建社会里没有既得利益，用不着维护原有的封建秩序。

　　这并不是说朱红灯的神拳是反清的，从调查资料里也可以知道，他们的口号是“兴清灭洋”。然而神拳有他们自己的正义观念及实力，如果受逼过甚，就会反抗，就象朱红灯在森罗殿战役前夕所说的：“我去冈子李庄，为两大人地耳，若再相逼，自失颜面，勿怨我！”（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见《义和团》册一，页359。）

　　这时朱红灯所部有好几百人，实力不容轻忽，官兵在袁世敦的指挥下进剿，虽然因为武器较精而勉强取胜，但是拳民激烈抵抗，官兵伤亡颇重，袁部且滥杀无辜，连当地一个秀才的父亲也被杀，因而在奏摺里受到弹劾，跟平原知县蒋楷一起被毓贤所革职。毓贤以恩威并用的手法一面进剿，一面招安，他的政策在济宁一带极有成效；然而鲁西北的神拳跟鲁西南的大刀会是从根本上就不同的现象：仪式不同，阶级成份也不同。袁、蒋革职的消息只有使他们胆气更壮。（NCH 4/12/1899,27/12/1899。）

　　事情演变到这个地步，除非以大军进剿，否则神拳运动是再也无法遏抑的了。义和拳蔓延进入直隶，占住据点，形成威胁京、津的形势。冀中的社会结构既与鲁西北近似，这个地区在1900年又曾经大旱，这种背景之下，义和拳透过简单的仪式，发挥了强大的吸引力，立即动员了直隶青少年贫农的反帝斗争。

　　义和拳的来源是个既有趣，又复杂的问题，很难作成明确的答案。象义和拳这样完全出于自发的运动，通常很不容易发展成那么大的规模。义和拳的这种自发性影响到义和拳组织的松散，构成这个运动致命的弱点，以致被清廷反动派所利用，在帝国主义八国联军的暴力侵略之下，不能持久，因为这个运动是自发的，所以从组织源流的观点着眼，不能很好地解答义和拳运动发生的原因。这个运动不是长期有组织、有预谋的起事，而是鲁西地区阶级结构的直接表现；许多冲突因素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时机下激荡酝酿出不同的结果，最后汇集起来，在1899年的下半年形成了爆发性的社会运动。

　　义和拳的起源，不只一个因素，当鲁西的经济衰歇之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助长了教民的气焰，构成了义和拳运动的背景。鲁西南的大刀会提供了组织上的典型及“刀枪不入”的仪式。冠县的义和拳及十八魁首先打出了“义和拳”的名号，流传下与教民长久斗争的英雄典范。1898年，在茌平水灾之后的动荡情况里，这两个因素与流行于当地为人治病的神拳结合。到这个地步，构成义和拳运动的重要成份已经完全具备了。这种发展发生在华北地区特别贫困的乡村，没有地主、绅士的控制，平常人口流动性很高，常有外地人到庄上来施教。在山东巡抚完全掌握到事态的本质之前，这个运动已经形成，神灵附体的仪式传播四乡，习拳的青年遍布华北，打击教民，打抱不平，准备与洋人开战。义和团运动至此遂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