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成因(3)
辛亥革命网 2011-06-09 00:00 来源：文史哲 作者：周锡瑞 查看：
鲁西南土地所有权的集中，财富、政治影响力分配的不平均及直隶、山东、江苏边界上极度不稳定的状况，共同促成了当地特殊的社会结构，一个曾经到宿迁附近一个土豪家访问过的传教士有这样的记载：
我们可以说是造访了他的“寨”，因为他的砖房外面不但有深沟高墙，而且还有两座四层楼高的塔。他的花园、凉亭及奇花异草可能是苏北这一带最好的。他是地方上真正的统治者。他哼一声至少有六七个人答应，他家大门口每天至少有上百个邻人来领赈，他虽然有六千亩地，但是今年情况也不好，连他家人的子弟都面有菜色。（North China Herald 30／5／1898．（Hereafter cited as NCH））
日本农业经济学者天野元之助在他的《山东农业经济论》里面说：1930年代山东单县、曹县地方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还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佃户经常要为地主服劳役；当地俗语说，鲁西南的地主“有官差，没官肚子”；也都说明了同一种情况。（天野元之助，《山东农业经济论》（1936，大连），页204—206。）
山东大学在1960年所作的义和团调查资料中，也反映了鲁西南、鲁西北在土地分配上的差别；所出版的调查报告里所举的七个大地主的例子，都是鲁西南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义和团调查报告》（1960，济南）页5—6，64—65。）在平原、茌平的调查资料中，就常见到农民回忆说他们村里没有“大户”或“财主”，或即使有“财主”，拥有的土地也不过80到150亩；他们并不租出，通常雇工耕种，这样的剥削比较资本主义化，地主、雇工的关系上封建意味比较淡。我自己今年春天去访问过鲁西北一带的老农民，也得到同样的印象。我认为鲁西南、鲁西北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别是既明显又值得重视的，所以以下我想谈谈这种差别在大刀会演变成义和拳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影响。
义和拳运动的显著特征既然是仇教、排外及反帝，我们就应该从客观及主观两个角度上看帝国主义怎样在鲁西地区引起农民的强烈反抗。
经济上一般说来，帝国主义最明显的影响是透过洋线的输入，破坏了农村的手工纺织业。在恩县庞庄传教的美国教士史密斯就曾经报导过当地农民以往靠手工业作为主要副业，以维持生活，而自从洋线输入以后难以维生的情况。（Arthur H.smith，China in Convulsion（N．Y．：Fleming H.Revell，1901），v．1，PP．90-91；also Smith，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N.Y.．：1899），p．276。）史密斯所提供的资料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尤其为运河淤塞之后，这个地区交通阻绝，帝国主义的经济影响不能深入，远不如在沿海地带。我今年春天在这地区访问的时候，当地老农民告诉我，他们在1920年之前没有见过洋线，而当地的土布市场直到解放以后还继续存在，换句话说，如果义和拳运动是由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所直接引起的，那么就应该发生在江南、广东一带，或者如果在山东，就应当在烟台一带；而事实上，义和拳运动的发源地既然在经济上比较不受外来影响的地区，我们探讨义和拳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就应该着重在经济侵略以外的因素上。
就客观形势上的分析是如此，从主观角度上看，我们也知道农民排外时候的重点是反对洋教，而不是反对洋货。在这儿应当注意的一点是：鲁西地区的传教士多半属于天主教（旧教）；烟台、登州地带才是耶稣教（新教）的主要活动区。平原地方的农民说：“耶稣教比天主教好些”；又说：“义和拳是反对天主教的，不是反对耶稣教的”，这种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光绪二十四年，一个在苏北的耶稣教传教士就提起过那几年天主教教士干涉讼案，压迫人民的情况：
近来天主教教士及教民在地方上形成一种新的压迫人民的力量，大家都知道外国教士的权威跟地方官一样，而且中国百姓常常从惨痛的经验里，发现外国教士代表了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只要信了天主教就可以得到外国教士的保护，也就是外来权力的保护。讼案有教士代办，一定可以占上风，而凡没有信教的人都要吃亏。（NCH 9/1/18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