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抗战时期中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有不少人认为中日之间国力、军力差距很大，还不能立即与日本展开大规模战争，因而主张仍以妥协方式与日本“议和”。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军队主动向日军进攻，标志着抗战国策的确立和全面抗战的展开，但是，仍有部分人主张“和平”。淞沪之战失利后，主和之议更盛，孔祥熙便是这部分人的重要代表。现存档案表明，中日之间的许多秘密谈判虽由日方主动，但中方的掌控者则是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后于1938年初升任院长的孔祥熙。多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孔指导的这些谈判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真实态度的反映，代表蒋介石的意志。然而，事实出人意料，蒋对此大都持反对态度，曾多次批评，甚至以极为严厉的口吻加以阻遏。这与以往的认识大相径庭，值得郑重讨论，以求推进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加深对蒋介石其人的全面认识。

　　拒绝被孔祥熙视为“天赐良机”的陶德曼调停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南京危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委托，向蒋介石提出停战议和条件：（1）内蒙古自治，一切体制类似外蒙古；（2）华北非武装区扩大至平津铁路以南；（3）扩大上海的停战区，由国际警察管制；（4）停止排日；（5）共同防共；（6）降低日本货的进口税；（7）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同月9日，陶德曼通过蒋介石身边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威胁孔祥熙：“如果战事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①28日，陶德曼在汉口会见孔祥熙，重申上述条件。次日，孔祥熙致电在南京的蒋介石，告以他本人多次和在汉“重要同志”会晤，都认为“长此以往，恐非善策。既有人出任调停，时机似不可错”。电称：“复查近来党政军各方及民间舆论，渐形厌战。弟意此次战争，我已牺牲甚钜，除非军事确有胜利把握，不若就此休止，保全国力，再图来兹。”②30日，孔祥熙再次致函蒋介石，认为陶德曼出面调停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蒋“乘风转舵”，改变抗战国策。函称：“前方战事既已如此，后方组织又未充实，国际形势，实远水不救近渴。而财政经济现已达于困难之境，且现在各方面尚未完全觉悟，犹多保存实力之想。若至寄人篱下之日，势将四分五裂，此时若不乘风转舵，深恐迁延日久，万一后方再生变化，必致国内大乱，更将无法收拾。”③他认为日方所提条件“尚非十分苛酷，多系旧案重提，亦非迫我必须一一接受，尽可作为讨论之范围”，建议蒋介石在接见陶德曼时原则表态，至于具体条件，可由行政院“趁此先行停战，稍事整理”。可见，孔祥熙对抗战形势极为悲观，陶德曼调停使他喜出望外。

　　与孔祥熙不同，这一时期蒋介石的抗战意志相当坚决。11月20日，蒋介石发布迁都重庆命令，决心持久抗战。其日记云：“老派与文人，心皆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④21日，布置防守南京，日记云：“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⑤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但是，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前方军事失利的严重情况。29日，蒋介石得悉日本委托陶德曼调停的消息，立即决定加以利用，日记云：“是当约彼来京。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⑥12月2日，蒋介石与陶德曼谈话后，一度对日本有过幻想：“如倭果能觉悟，则可与之谈乎？”⑦但不久，日军加紧进攻南京的行动粉碎了蒋的幻想。12月7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到达江西星子，日记云：“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余个人亦只有硬撑到底。”⑧9日，研究全国总动员计划，日记云：“此次抗战，即使全国被敌占领，只可视为革命第二期一时之失败，而不能视为国家被敌征服，更不能视为灭亡，当动员全国精神，力自图之。”⑨26日，日方由于军事上已经取得巨大胜利，通过陶德曼提出四项新的强硬条件：（1）中国政府放弃亲共、抗日、反满政策而与日、满共同防共；（2）必要地区划不驻兵区，并成立特殊组织；（3）中国与日、满成立经济合作；（4）相当赔款。四条之外，另附两项条件：其一，谈判进行时不停战；其二，须由蒋委员长派员到日方指定地点直接交涉。蒋介石认为“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则我国无从考虑，可置之不理。”⑩27日，召开最高国防会议讨论，参加者多数主和，蒋介石坚持不可，受到于右任讥笑。【11】29日，蒋介石与于右任及另一位主和的国民党元老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略，不可变更”。他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12】1938年1月2日，蒋介石再次见到陶德曼转达的日方条件，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①决定严词拒绝。但是，当时日军攻势锐利，中国军队需要休整与备战，国民政府不得不虚与委蛇，敷衍日方。12日，在孔祥熙和张群指导下，外交部拟具口头答复稿，认为日方所提四项条件，“太属空泛，愿明晰其性质与内容后，予以详细考虑与决定”。这一口头答复稿目的在于“拖”，以便既不明确拒绝日方条件，又为中国军队争取时间。但是，口头答复稿所提出的要求日方答复的四个问题却被蒋介石否定。这四个问题是：

　　1.所谓中国放弃亲共政策而与日、“满”合作，实行排共政策，日本政府意，中国究应采取何项步骤？

　　2.所谓非武装区与特殊制度，究拟设在何处？特殊制度之性质如何？

　　3.经济合作一层，其范围如何？

　　4.日方是否坚持赔偿一点，是否对于中国方面所受之巨大损失，可予考虑。②

　　当时蒋正在河南开封布置防务，见此件后，认为这将使谈判具体化，立即以“限一小时到汉口”的特急电通知孔祥熙与张群，表示“最后四项问句切不可提”。③15日，孔祥熙会见陶德曼，面交英文答复，委婉地表示：“为以真诚的努力寻求在中、日两国间重建和平的可能性，我们已经表示，热诚希望得知日方所提‘基本条件’的性质与内容。以便更好地表达我们对日本所提条件的看法。”④16日，蒋介石决定通知陶德曼：“如倭再提苛刻条件，则应拒绝转达。”⑤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极为恼怒，视蒋为对华“诱和”的最大障碍，必欲去之而后快。1月1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否认“蒋政权”。次日，近卫文麿首相发表声明，声称“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⑥此后，日本政府即决定，以蒋介石“下野”作为中日“和平”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