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抗战时期中(5)

　　阻止孔祥熙答复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

　　近卫文麿的第一次对华声明发表后，遭到日本国内许多人士的批评。11月3日，近卫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题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改变此前“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声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结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企图以此诱使重庆国民政府上钩。⑤果然，孔祥熙觉得是个机会，准备在11月7日的行政院“国父纪念周”上发表讲话，给予“非正式答复”。他拟稿称：“我人所注意者，仅彼对我态度。以平等待我者，即我之友；以暴力侵我或武力乱我者，即我之敌。”拟稿批评日本政府“好用定义不明之词句以淆惑视听，如彼所谓安定东亚，是否独霸东亚之别名？所谓求中国之合作，是否剥夺我经济之独立自由之变相？我人于此亟愿得知其真意。”①这里，貌似对日本提出批评、谴责，而实际上是在为日本政府提供答辩、粉饰其侵略政策的机会。拟稿并称：“解决中日之关键，全在日本，日人果能尊重我主权，而抛弃其侵略政策，则东亚之安定一举手耳，即世界之和平亦易如反掌也。”11月6日，孔祥熙将拟稿电送蒋介石。同日，蒋介石以“限卅分钟到的特急电”通知孔祥熙：“此文应慎重斟酌，切不可发表。”②9日，孔祥熙复电蒋介石称：“电发之后，弟觉似仍未尽妥，经再修改，原文另电陈闻，顷奉尊电嘱为缓发，经已遵办。”③这样，蒋介石就阻止了孔祥熙与近卫文麿之间的一次远距离对话。

　　用“杀无赦”警告萧振瀛与日人重开谈判

　　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放心，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没有第三国的保证，决不与日本直接谈判。日本军部的“兰机关”负责人和知鹰二了解蒋介石的这种心理，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饵，诱使蒋介石破例。1938年9月，蒋介石派原天津市长萧振瀛到香港谈判，由何应钦具体指导。孔祥熙未参与此项工作，但对谈判非常关心，唯恐其不能成功。同年10月，他听说谈判因第三国保证问题而陷入僵局，于21日致电蒋介石称：“弟意最重要关键，乃在对方之条件如何。至于方式，不难觅得合意途径。现在国内外状况，兄所深悉，倘军事确有把握，自无洽商必要，否则如条件相当，直接、间接无非形式问题，条件如能密商妥帖，则运用第三国出面，不致有何困难。”④这封信再次表现出孔祥熙因国内困难而急于与日本妥协的心理，但是，萧振瀛与和知谈判的主要困难在于日方一面谈判，一面进攻，毫无诚意。因此，蒋回函称：“萧事与兄所谈者内容完全相反，我方并未争执形式问题也。此事我处被动地位，在我限度之内，能否接受，实在于对方也。”⑤蒋并告诉他：“此事于武汉之得失无关，请勿虑。”不久，蒋介石察觉日方谈判的虚伪，决心坚持抗战，下令停止谈判，召回萧振瀛。

　　第一次谈判失败，和知鹰二继续在东京政要中间活动。当时，日本正准备扶持从重庆逃出的汪精卫成立政权，和知决定利用此事再次迫使蒋介石派人坐到谈判桌前来。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9月，成立“中央党部”。9月17日，汪精卫致电重庆国民党中央，要他们毅然改图，努力与日本实现和平。同月，和知鹰二到香港，要其助手何以之转告重庆：汪精卫之事，经近卫、平沼两届内阁决定，又经阿部信行特使承认，奏明天皇，势难中止，但日本对汪之信念已经摇动，认为其人大言不实，贪索无厌。影佐祯昭本是汪之主谋，现在亦已失望，引为歉憾。目前日方之所以仍然支持汪精卫，在于无别路可走，不能不就既定政策，听其一试。何以之称：大约11月初，汪即可组织政府。意大利已劝日本促成此事，应允即日承认，德国则劝日本与重庆谋和。综观内外情形，尚在徘徊之际，最好乘汪政府成立之前，断然成立全面停战协定，而将汪之问题包括于取消伪组织之中。中国如有和平决心，日本定以诚意直接谈判。军部方面，和知可与板垣征四郎负责；政府方面，可由政界元老松井石根、山之辅等出面商谈原则。和知要求何以之转告萧振瀛，或派专使来港商谈，或仍由萧先来，以资进行。①9月31日，何以之致电时在重庆的萧振瀛，告以上述各点。10月4日，何以之两电萧振瀛，声称和知认定汪精卫为“东亚和平之障，极愿剪除”，催萧即速来港。②10月6日，孔祥熙将何以之各电转呈蒋介石，要求允许萧振瀛再次赴港，以私人资格与和知“慎密试谈”，同时“藉以刺探他方消息，备我参考”，函称：“弟意此次和知奔走各方，对于去汪事颇为努力，似可令仙阁前往一行，略与周旋，使其对我信仰益趋坚定。如能达到吾人之目的，不妨加以利用。③否则仙阁不去，彼必感觉失望，甚或老羞变怒，反又趋于助汪之一途，则前途更多障碍。”函上，不料却引发了蒋介石的雷霆之怒。10月9日，蒋复孔函称：

　　兄与萧函均悉。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④希以此意转萧可也。

　　这封信，表面上针对萧，实际上是在批驳孔祥熙，语气严峻，没有给孔留一点面子。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闻倭仍挟汪逆为奇货诱和，可笑，然我中央有求和之心理者，应注意痛斥之。”⑤可见，蒋的这封信针对范围较广，是有意说给国民党中更多的主和派听的。蒋介石此次之所以如此坚决、激昂，一是萧振瀛曾将去年在香港与和知谈判的部分情况透露给秦德纯，秦又秘密转告冯玉祥，其间讹传严重，冯据此向蒋及国防会议揭发，使蒋很愤怒。⑥二是自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蒋即加强了对汪的批判火力，声称“汪逆卖身降敌，罪恶昭著”，⑦“人人得起而诛之”，正处在和“汪逆”不共戴天的情绪中。

　　同年11月，何以之在香港与孔令侃会谈，何称：倘中方确有接受和平可能，则和知愿赴重庆面洽。⑧次年1月，何向孔祥熙的亲信盛升颐转达板垣的议和条件，并称：只要中方派大员前来，板垣可以亲自出马，甚至飞往内地亦可。⑨对于这些情报，孔祥熙就不敢再报呈蒋介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