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抗战时期中(8)

　　以上七条，包括实际上承认伪满，承认内蒙“自治”，设立非武装地带等问题，都是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谈判中，乔辅三向中村丰一称：“孔曾和蒋见面，除了蒋介石本身下野问题外，其他全部都和蒋商酌过的。”直到今天，也还有学者坚信乔辅三的这一表白。其实，档案资料证明，这些条件和蒋在对日秘密谈判中一贯坚持的条件内容完全相反；档案资料也证明，孔祥熙从未向蒋汇报过上述条件。上引8月11日孔祥熙致蒋函称，他之所以不拒绝和日方谈判，“原欲藉以观察敌情，供我参考，并未提及任何条件”。在其他函件中，孔也一再作过类似保证。可见，孔祥熙的上述条件是背着蒋擅自向日方提出的。不仅如此，连派乔辅三赴港谈判一事对蒋都是完全封锁的。现存蒋档中，孔有许多关于秘密谈判的汇报，但是，没有一件提到乔辅三，在必须提到的地方，也竭力掩饰。如1938年7月6日孔令侃致孔祥熙，再由孔转蒋的电报说：“据所派与驻港日领事密洽者报告：该领事称：‘钧座在位，各事总有办法。’言下似有议和须以委座下野为条件之意。当以此种观念决不能任其系怀，故照钧座在汉面谕，对该领事表示，目下政府系钧座负责主持，如确有必要时，钧座当可辞卸。”该电所称驻港日领事，指中村丰一；钧座，指孔祥熙；委座，指蒋介石。其中所称“所派与驻港领事密洽者”，显然就是乔辅三。之所以不称其名，说明孔祥熙父子不愿意让蒋了解乔赴港谈判的真情。

　　在对日秘密谈判中，孔祥熙对蒋介石所作的隐瞒非止一端。例如，前文已述，蒋一再嘱咐，令贾存德停止活动，孔也屡称“遵嘱”，但实际上一直在支持和指挥贾的活动。又如马伯援赴港谈判，明明是孔祥熙所派，但马伯援所写，经孔祥熙转蒋的报告却说成事出偶然：“伯援因事赴香港，适日友萱野长知亦在该地，时相过从。”之所以这样写，完全因为此前蒋介石已不只一次与孔谈话，要他停止谋和。此外，孔祥熙还长期利用曾是共产党员，后向国民党自首的胡鄂公在上海与日方谈判，次数频繁，接触面很广，此事孔祥熙也从未向蒋汇报过。

　　孔祥熙长期追随蒋介石，和蒋利益相共，荣辱与俱。但是，他却背着蒋一再向日方谋和，甚至在个别谈判中向日方提出丧权辱国的条件，其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国内财政极端困难，国际援助又毫无希望，对长期抗战丧失信心。因此才一意主和，谋求妥协。

　　不过，也应该看到，孔祥熙与日方的秘密谈判除谋求妥协外，也还具有若干策略目的。例如：掌握敌情，扩大日本国内的主和派与主战派的分歧；阻挠、延缓汪伪政权的成立；引导日军南进，减弱中国战场压力等。因此，孔的谋和活动与汪精卫有别。1940年以后，孔的谋和活动基本停止。他在协助蒋介石掌控战时经济，保证抗战资源方面还是做了若干有益的工作。

　　蒋介石阻遏孔祥熙谋和活动的思想原因

　　上文所述蒋介石对孔祥熙的谋和活动屡加批评、阻遏，而孔祥熙则一再坚持，多方联系，并且背着蒋向日方提出严重的妥协条件，这种情况说明，蒋、孔二人虽公私关系均极为密切，但在对日态度上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卢沟桥事变后，孔祥熙在伦敦致电蒋介石，分析美、英、苏三国的对华态度，反对立即抗战，电称：“中日事件，如非确有把握，似宜从长考虑。”“应付日本，仍须以自身能力为标准”。①7月21日，蒋复电称：“情势日急，战不能免。”30日，孔祥熙再次致电蒋介石，询问“中央今日作何主张”，蒋电复称：“中央必决心抗战，再无回旋之余地矣”。8月3日，孔再次电蒋，以“我军处处失利”为忧，蒋则复电表示：“战事果起，弟确有把握，请勿念，一时之得失不足计较也。”这说明二人间在对日抗战问题上确有分歧。笔者曾判断“蒋介石思想中，抗战成分较孔祥熙为多”。现在看来，这一看法还是可以成立，但是，当时我认为孔的议和活动“显然得到蒋的默认和支持”的观点则需要修正。②

　　蒋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蒋强烈反对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后来又反对日本侵略。1928年的济南惨案，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也是对蒋介石个人威权的羞辱。是年5月，蒋日记云：“倭军入城后，将我徒手兵及伤兵尽行射死，发炮二千余颗，人民死伤二千余，有一家尽死于一弹者，城内延火甚惨。呜呼！济南七日记之耻辱惨痛，甚于《扬州十日记》。凡我华人，能忘此仇乎？”又云：“倭寇第一要求为总司令谢罪。③呜呼！国耻身辱，其可忘乎！”因此，蒋有抗日的思想基础。但是，他又患有恐日症，认为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因而长期对日采取妥协政策，总想尽可能推延对日作战时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接着沦陷，把蒋逼到了“最后关头”。他深知，如果再不抗战，必将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会处于全民的对立面。他也深知，如果他与日本议和，签订新的丧权辱国条约，也必将遭到全民反对。1937年11月5日，蒋介石曾经“很机密地”告诉陶德曼：“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④这确是蒋的肺腑之言。他在同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外战可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⑤勉之，勿惑众议。”所谓“外战”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战争；所谓“内战”，即指包括中共在内的各爱国力量会起而推翻他的统治。1938年1月22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宁对外大败，毋使国内大乱。如国内大乱，则四分五裂，外侮更无已时而国灭矣！”①可见，蒋对这一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长期和日本打交道的过程中，蒋介石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完全不讲信义，日本政府和军部之间存在矛盾，政府缺乏控制军部强硬派的能力，因而中国与日本虽可达成协议，但时时有被撕毁的危险。1938年8月，蒋在日记中写道：“倭非待其崩溃与国际压迫至不得已时，决不肯放弃其华北之特权，而中倭和平非待至国际干涉，共同会议则不能解决，故对倭不可望其退让求和，如其果有诚意，则必须其无条件自动撤兵之后方能相信也。”②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虽有恐日症，但事变后，在对日作战的实践中却逐渐认识到，日本是资源小国，其国力、军力与不断鼓胀起来的野心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外强中干，有虚弱的一面。此外，蒋介石也看到了日本的野心终将驱使其和英美冲突，世界大战必将爆发，只要中国“苦撑待变”，抗战的胜利终将属于中国。1938年1月，正是南京失陷，中国抗战最难以看到希望的时候，蒋在日记中写道：“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又言：“只要我能抗战到底，则国际形势到底必变，倭寇到底必败。”③所谓“国际形势”，指的就是英、美、苏联合，国际共同干涉，以至出兵对日作战。以上，都是蒋介石阻遏孔祥熙谋和活动的思想原因，也是促使蒋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八年中，没有和日方达成妥协，将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