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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是近代民主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孙中山在此多次发动反清起义，三次建立政权，革命历程充满曲折。学界从商人、会党、军阀、士绅等角度论证了近代广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级局限性及社会基础的缺乏。（1）从革命阵营内部分析，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显示出脆弱性，尤其是在革命与地方社会互动中成长起来的地方势力，其对革命的影响复杂且深刻，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孙中山的革命营垒中，李福林算不上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出身绿林的李福林在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一带有着特殊的影响力，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曾产生过不小影响。（2）1925年前李福林参与革命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复杂动机（3），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民初革命运动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及其影响，从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清末民初革命党人推动革命运动的艰难处境及其历史局限性。

　　一、寻求出路:绿林参与革命

　　李福林，名兆桐，别号登同，番禺县大塘乡今属广州市海珠区人，清末广州著名的绿林首领。关于他的出身，冯自由有这样的记载:“性任侠，好抱不平。清末羊城附近南番顺各县多盗，剽掠以外，尤嗜械斗，大塘乡为众乡盗匪渊薮，乡人以登同得物不归私有，且分配公平，咸奉为头领。大塘邻近各乡有失物者，登同辄解囊以偿，颇有路不拾遗之风。每遇绿林间大事发生，登同恒指定聚会地点，召集各县头领赴会，各处头领见其信号，莫不惟命是听。”（4）

　　因为经常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打家劫舍、掳人勒索及勒收行水，李福林成为了清政府打击的主要目标，曾被官府悬重赏通缉。（5）1907年，因躲避清政府“清乡”，李福林逃亡南洋一带，在那里见到了孙中山，并通过洪门关系加入了同盟会。（6）

　　革命党人曾以发动会党绿林为反清起义的主要手段。清末广东盗匪有不少进入革命队伍，李福林仅是其中的一员。但就李福林个人来说，他接受革命，与孙中山有直接的关系。李自述:“过了几日，我们便到了安南河内，谒见总理。同日总理叫我加盟。至于是，明白了革命宗旨以及明白了革命大义，多年来，心中纠缠着许多疑难问题，一旦豁然如半夜惊魇有人呼醒!原来一向与满洲政府作死对头，悬红通缉我，以匪徒看待我，是荣誉而不是侮辱!满洲政府是汉族的大仇人，其势必不两立的。谁人是匪?满洲人盗窃我汉人的国家不是匪吗?这种很浅然显然的大道理，于了解不了解的当中浑混过了若干年了。总理说:知难行易!自经革命道理解放我，自经三民主义启迪我，才知道我以前的，只是行。”（7）

　　孙中山给李福林讲了什么，已无从稽考。从上述李福林所忆可以看出，李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印象深刻。当时有舆论说，广东盗匪“有革命之声势，无革命之眼光也”，“各属之贼，其有民族思想者，百不得一二焉;求诸千，千不得一二焉;求诸万，恐亦寥寥也”。（8）因此，尽管盗匪有反对清朝政权的行为，但盗匪不可能自觉地成为革命者。没有读过多少书据说只读过1年私塾的李福林，原本也只是因为清政府的悬红通缉，使其“蒙了匪名”，生出仇恨情绪，而走向与官府的对立，“省会四乡遐迩远近皆知，大塘李族窝藏得一家巨匪，当然失了自由，只乐得平日既不平等、今日又不自由的氛围中与满洲政府作死对头”。（9）李福林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信服了孙中山的革命理论，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李福林从孙中山那里看到了某些希望。

　　清末广东盗匪渴求一种“政治性”的出路，“多不愿意干那半农半匪生活，希望有一天受政府的招抚，很乐意洗心革面在光天化日之下做过堂堂正正的人”。（10）可是，清末以来广东地方政府一直推行严厉的清乡政策，勒缴“花红”，悬赏捕匪，迫得他们东躲西藏，甚至出洋渡海，不少还牵连亲族。盗匪除了仇恨官府外，更多的是迷茫。1911年，在英德、清远一带活动的“联义太平党会”盗匪曾在“打单掳劫函”中写下“不得已混迹绿林，茫茫前路”的语句。（11）

　　革命可以给盗匪提供其标榜“正义性”的旗号和更宽广的出路，清末广东盗匪因而争相附和革命，“四乡群盗，面目改变，日益猖獗。其曾附革命者固托革党以自豪，其未附革党者亦冒革党以相吓。于是闹捐毁抢则曰革党也，立堂打单亦曰革党也。”（12）对于绝大多数盗匪来说，推翻旧政权，收缴营勇及乡团的枪械，无疑是他们出头的一个绝好机会，参与革命可以使他们摆脱“匪”的身份，重新融入社会。就在广东省城宣布光复那一天，番禺著名盗匪张禄雇了一个戏班，在槎头乡演戏，以为庆祝。张当众演说，称:“现在新政府成立，我们虽系绿林出身，而迫于不得已之所为，非本心所愿也;嗣后改过自新，保卫桑梓，大家捞过一番新世界。”此番话赢得了全体鼓掌。（14）李福林也曾表白:“幸然民国告成身为一等自由国民，洗却满洲人给我盗的匪的一切侮辱，于愿甚足。”（15）张、李的话，真实反映了绿林人物参与革命的动机。革命党人利用盗匪武力反清，同时也给这些地方武力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加入同盟会后，李福林随即与同在南洋一带避难的其他绿林会党首领，如陆领、陆兰清、谭义等，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镇南关起义。起义失败后，李福林返回广州地区，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与在地域社会的影响，集合绿林力量参加革命运动，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广东重要民军首领，为革命党人的武装反清起义作出贡献。他曾联络当地的绿林，宣传革命，组织力量。如在顺德县龙江，他们曾以搭棚唱大戏方式发动群众:

　　头班名剧请到来。四乡民众来观剧了。于是每日锣鼓开场前，在棚中正搭起演讲台，在演讲台演讲三民主义。川流不息的民众们来听三民主义，激动得热度高张〔涨〕，快要达到沸点了。又于是开始招收革命党徒!手续愈简单愈敏妙，只是在盟约上签一个名字，或打下一个指模，就认是新同志。几日之间，来加盟成为新同志共有几千人!如火如荼，气象万千，民众给我们唤起了。（16）

　　这种情况下加入者多是绿林会党人物，或一些贫苦农民。很难说这些人对民主共和思想有真正了解，但毕竟造成了革命的声势。尽管革命党人有自己的阶级局限性，但通过来自社会下层绿林会党的活动，使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得到一定的群众基础。李福林就曾炫耀:“自从顺德龙岗〔江〕演戏大闹一场，革命势力已笼罩了南海、顺德、番禺各县属。南海属自太平沙迄西江一带，由潘锦同志负责，顺德属乐从一带，由陆领同志负责，而我在番禺属大塘，恰像居于中心地位，联陆潘两方为一气，造成一座革命的很坚实又利便的地盘。”（17）

　　李福林营造的革命“地盘”，在广州反清起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09年革命党人计划发动新军于1910年正月初旬起义，李福林所在的大塘乡是筹备起义的重要据点，倪映典、朱执信、胡毅生、李海云等先后在大塘商议布置有关起义事宜。朱执信更是常驻大塘，负责南海、番禺、顺德、三水等处的民军策应工作。计划先由新军首先反正，“而李福林、谭义、黎广、陆领等则率四乡会党扑城，以为响应”。（18）后因新军事起仓促，各乡绿林会党力量未来得及响应而失败。事败之后，李福林坚守大塘，做了大量善后工作，曾秘密掩护赵声等撤离广州，逃往香港。据说李福林还在大塘竖起义旗，与李准的清兵战了一个小时，终因力量不敌，被清兵攻入大塘，搜去旗帜军械等，抓走十几个乡民，并查封了李族祠堂与一间当铺。1911年，革命党人策划筹备广州黄花岗起义，李福林派人承担租赁机关及转送军械等工作。胡毅生、朱执信也常去大塘与李共商如何发动民军、绿林事宜。（19）计划由陆领、谭义等在乐从发动起义，取道佛山，进攻广州;李福林集中民军于大水圳附近响应，后因协调不好，才没有及时行动。（20）广东光复时，李福林带领2000多民军进入广州城，壮大了革命声势。朱执信在评价民军首领李湛时甚至说:“广东独立，君指李湛随李君福林实首倡。”（21）正因为李福林对革命的积极响应，为其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