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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福林甚至可以委任县长，把持地方政权。报纸报道:“粤军第三军长李福林，经于本月十一日，亲率大军，接防顺德。该邑县长，因事弃职，一时合邑民心惶恐，故于李军长莅止时，该邑绅商各界，来辕环请权委干员，维持县务，以定人心。李军长为俯顺舆情剿匪便利计，业经委任本部参谋处长邓雄，暂行署理该县县长，经已呈报总司令部，咨请省长加委云。”（94）

　　随着在地方社会影响力的增大，李福林在孙中山大元帅府政权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政治地位也不断攀升。1924年1月，李福林开始履行禁烟会办的职责（95）;2月，孙中山又派委李福林为筹饷局会办，虽李福林请辞，但未获准。（96）9月，李福林就职广东全省警务处处长（97）;同时被委任为广东全省民团统率处督办。李福林出任此职，舆论甚为看好:“李君对于粤中军民，感情久称融洽，当能胜任也。”（98）

　　孙中山督师北伐，李福林并未派军队参加（99），却被委以留守广东的重任。就在各军筹备北伐之际，李福林乘军舰开赴顺德剿匪，“指挥所部协同大举扫荡，并派拨队伍次第剿办各处盗匪”。（100）孙中山北伐前发表《对粤重要宣言》，表示要还政与广东，“以广东付之广东人民实行自治”，并蠲除一切苛捐杂税。（101）被孙中山称作“望重桑梓，实深倚畀”的李福林（102），自然成了理想的人选。孙科辞职后，李福林被任命为广州市长。（103）孙中山希望借李福林巩固广东这个北伐的后方。

　　20世纪20年代的广州市长一职，对草莽出身的李福林，如同“烫手山芋”。此前孙科曾借用西方的理念，推行市政改革，使广州成为中国市政的模范。而此时“民选市长之声浪，弥漫全市”。（104）缺乏新式知识背景的李福林清楚其中的挑战性，先是“决意不就”（105），但不久李福林就在各界的“敦促”下就职。就职演讲中，李福林仍然声称:“福林非市长才，特以既奉省署任命，复受各界敦促，故不得不暂为权理，一俟民选市长选出，福林仍当退而专理军事，各界诸君如有所见，请随时指教，并希望各界早日选出市长，俾福林得卸仔肩。”（106）

　　然而，对于致力于寻求“政治性”出路的李福林而言，广州市长一职极具诱惑力。上任伊始，李即着手废止一些苛捐杂税，如撤销牛皮捐附加费，取消汽水及化妆品捐，免加横水渡捐等。（107）这些捐税都是此前革命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而设，李福林的施政偏离了革命党人预设的政策。表面上看，李福林是秉承孙中山离粤前“蠲除一切苛捐杂税”的旨意，但实际上，更主要是为应对当时省长胡汉民主导的“市长民选”浪潮。（108）撤销已定的捐税，李福林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如化妆品捐自下令撤销后，该行商人欢声雷动，“全市各化装〔妆〕品商店贩，皆鸣炮志颂，该行维持会陆启兴等，并雇有汽车多辆，悬有奉李市长谕撤销化装〔妆〕品捐全体恭颂大旗，游行各马路，沿途燃放串炮”。（109）此前政府决定变卖禺山市场，以济军需，李福林“固素以爱护商民为职志，因殊不以变卖为然，当即呈复省署请准予毋庸变卖”。（110）李福林的做法是否正确，另当别论，但很显然，他因此获取了基层民众的拥护，其策略是成功的。其中，也明显体现出李福林与革命政府不同的利益“视野”。

　　孙中山逝世后，有消息说李福林将辞去广州市长，但舆论披露，“据政界接近李市长之人云，从前李军长对于市长一职，虽屡次欲摆脱，然卒未获大元帅允许。现李市长以大元帅薨逝未久，在国丧期内，正欲竭力设法整顿市政，以报帅恩，辞职一说，殆非事实，赴汕之说，更无其事。”（111）显然，李福林充分利用了孙中山的旗号，不愿放弃到手的政治地位。

　　四、两难的调停人:商团事变中的李福林

　　李福林始终是地方利益的代表，也是民初广东地方武力发展的关键性人物。长期的剿匪作战，使李福林在地方民团中深有影响。李福林兼任广东民团统率处督办后，各属民团十分拥戴，“佥以李督办对于商民甚为爱护，故均表示服从”。（112）1924年下半年广州商团因购械事件与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发生冲突（113），与地方民团有着深厚渊源的李福林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扣械事件发生初期，李福林“本属不闻不问”（114），但其立场是倾向支持政府。8月19日广州商团迭催河南商团答复同一行动，河南商团以事关重要，请示李福林。李福林当众劝谕:“此次扣留陈廉伯私运军火案，经政府证明，只陈廉伯私人之罪，与商团无关，商团方面，亦应体谅政府之苦衷。河南治安，系本军责任，如河南商团，与河北商团，取反对政府一致行动，则余先将所部退出河南，一切地方治安责任，由商团自行负责。”河南商团聆听李之言后，咸为觉悟，决定不与河北商团一致行动。（115）8月28日商人掀起罢市风潮，政商各界在总商会会议调停，李福林到会宣布“伟见”，力主和平协商解决:“商团以自卫而购枪械，兹因枪械而致罢市，此在商民，纯不顾利害。查商团方面，陈廉伯逃走后，主持无人，遂使政府与商团间，无从直接磋商解决，如果陈廉伯是正当行为，大可出而对政府详为声明，如人疑我作盗窃行为，我若无之，应出而辩白，今陈竟潜伏不出，其行为不正当可知，今大家同是粤人，事已至此，大家一致共商解决之法，早日了结，免商民多受损失，是所厚幸。”（116）

　　李福林的军队也承担了维持社会稳定的责任。在佛山商团准备罢市时，“政府得胡军长报告后，即令饬胡思舜军长、李福林军长，设法妥为打销，晓谕商团，勿为一二败类所愚弄”。（117）扣械风潮发生后，谣传四乡有受人运动，相率罢市，聚众抵抗情事，佛山石湾澜石张槎等乡，传说尤甚，当地乡绅“诚恐当道未明真相，信以为真，或致出于剿办，特敦请粤军第三军长李福林，亲莅各乡，巡视一周”，借以消弭谣言，保护乡村。（118）

　　9月，李福林出任全省警务处长与民团统率处督办职务后，在事件处理中继续充当重要的调停角色。按李福林自己所说，出任调停是出于商团请求。“至九、十月之际，商团副团长李颂韶、总稽查黄砺海，迭到面称，政府扣留团械，日久尚未发还，现在各团友愈加愤激，诚恐罢市风潮复起，殊非地方之福，请军长出任维持，为商民造福，力请政府将现存团械发还，无论有四五千之多，甚而少至三千，但能一次发还，表示政府对待商团诚意，各团友则异常欢喜，无事不可商量，断无再后苛求。”（119）李福林因商团枪械事，曾与公安局长李朗如联谒孙中山，得到孙中山的支持，据说孙中山对其表态，“商团枪械，当可发还”。（120）

　　在交还枪械环节，李福林又是重要的“中介”。9月中下旬双方拟定协议，“由李福林军长派队会同商团到黄埔查点枪械，查明后用兵舰载运回省，寄泊江防司令部，由李军长、范军长及商团方面派人共同监守，俟将购械凭证分别验明，而商团方面自认代政府劝销之公债票额，亦如数募集现款，即将枪械如数发还”。（121）但是，当9月26日李福林、李朗如偕同商团代表带夫役乘舰赴黄埔，拟起运枪械回省时，却因“某项手续尚未完满”而失败。（122）李福林锲而不舍，10月提出解决问题的三条具体办法，其中李自己主动承担“召集殷实商人筹备20万元，由租捐项下拨还”的责任，办法得到政府同意。（123）10月9日晚，李福林约同商团、总商会、善堂善界代表，并公安局长李朗如等，星夜前赴黄埔军校将所存团械长短枪4000枝，子弹12．45万余颗，载运回省，点交商团公所代表李颂韶、黄砺海等领还，并承诺其余所欠枪枝，陆续设法归还，“务期适符护照九千余枝之数”。（124）

　　由于商团的背信弃义，“收领枪弹既毕，而罢市风潮即接踵而兴”，李福林犹欲设法消弭，10月11日亲到沙面寻获李颂韶、黄砺海等同到商团公所，召集各分团长会议，“责其失信，并晓以大义”，可商团方面却仍置若罔闻，“迨至夜深，该代表等急于散会，始于口头上应允通传各行商店复业，为稍事敷衍之计”。（125）

　　李福林的调停努力以失败告终，商团在少数人煽动下叛乱，孙中山遂授意军队平叛。李福林的军队参与其中。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在给孙中山的报告中称，粤军总共收缴了1042枝商团枪支，其中李福林所部缴得商团长短枪枝508杆，阵亡士兵15名，受伤官长5员，士兵29名，是粤军中收缴枪枝最多，伤亡最多的。（126）可见，李福林还是拥护孙中山的。

　　有说法称，李福林军队平乱，是胡汉民用了激将之法:“胡对李福林言，谓商团收械不开市，责任在君，大元帅亦疑君与商团串通，谋不利于政府，君何以自解，李大暴跳，拍胸自白，谓大元帅既疑我，我当有以自明，苟政府下令剿商团者，我登同当率兵攻打头阵。胡汉民乃大拍李氏肩笑曰:我固知亚登必忠于先生，商团非剿不可，贵军亦有大机会也。”（127）此说的真实性难以求证，但是从李福林一波三折的调停过程可以看出，李福林一直面临孙中山政府与地方商团的双重压力。因为与孙中山的特殊关系及政治依赖，李福林不可以背弃政府的基本立场;因为与地方势力尤其是民团的渊源，李福林也不能不考虑商团的利益。李福林坚持不懈，希望找到一个能顾全双方利益的办法。所以当商团领械后依然罢市叛乱时，李福林便深感失望，自称是“既为商团所诈取，复受政府所责难，业咎集于一身，善因反收恶果”。（128）虽然无奈至极，自责之余的李福林还是不忘为自己的并无二心极力辩护，李通电宣称:“福林德不足以服众，才不足以御奸，此次办理失宜，负咎重大，为此电恳我大元帅许司令胡省长严加议处，各袍泽各社团诸君子实施教训。福林血性男子，此次为乡为国，光明磊落，可表天日，竟致堕入术中，民情如此，夫复奚言。”（129）李的自我辩白，正好反映了其在商团事件上的维护地方利益与拥护革命的两难处境。

　　商团叛乱也并没有改变李福林对民团的看法，作为民团统率处督办的李福林仍然坚持鼓励民团发展的政策。商团事变期间，刘震寰部在番禺骚扰地方民团，李福林出面干预，以致刘不得不发布命令，保护正当乡团。（130）就在商团事变之后不久，李福林亲赴番禺沙菱乡团总局，“召集绅耆开会，讨论举办民团事宜”。（131）1925年8月，全省民团统率处发布告示劝令民众尽快办团自卫:“官卫不如自卫，速办民团为贵，盗贼固可铲除，械斗以兹消弭。或以举办民团，贫户并无关系，不知被匪拉参，贫富事关一体。富者不过破财，贫者必遭枪毙，或妨收缴团枪，谣言殊不足计。民团不足战争，煌煌著为条例，尔等速办联团，百利断无一弊。凡属正式民团，本处维持到底，各人安居乐业，便是太平盛世。”（132）

　　孙中山也并不反对民团，就在商团叛乱刚刚平定之际，广东省长公署发布告示称:“现奉大元帅令开，前因广州商团作乱，政府不得已以兵力平定之，各县商团无附乱行为者，已通令各县一律保护，至于各处乡团，更无关系，断无牵涉之理，为此特行布告，各处乡团服从政府，捍卫闾阎，应受法令之保护，各宜安心尽职，无须惊疑，如造谣惑众者，定行究治不贷。”（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