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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闽粤军回粤驱桂战争中，粤军以地方感情相号召，再一次掀起了“粤人治粤”声浪，孙中山也直言不讳:“此次粤军返粤，实以粤人自治为宗旨。”（53）广东各界积极响应支持粤军讨伐桂系，在上海的广东人同情粤军，提供财政资助（54）;广东西部钦廉地区的军人一致决定“要自谋地盘，由黄督办志桓震慑钦廉，林镇守使俊廷占领高雷，任何人命令，俱不出兵，严守中立”。（55）形势对桂系越来越不利，莫荣新对本地势力的猜疑亦随之加重，曾“设计欲将魏氏软禁入署”，致使魏邦平逃往香山;“又闻莫对李福林又硬索百万之助饷，李大恐慌，不敢入督署”。（56）李福林既有的利益受到威胁。在此背景下，9月26日，李福林继魏邦平之后在广州河南宣布独立。随后，二人致函莫荣新，促其将粤省统治权归还粤人。孙中山闻此消息，欣喜万分，称“得丽兄沁电，为之狂喜，剿除桂孽，还我河山，兄等之功也”，希望李、魏“努力勿懈”，除恶务尽，将桂系逐出广东。（57）给四川石青阳的信中，也称:“刻下粤事极为得手，惠州虽未遽下，破坏敌军不少。而广州则已有李福林、魏邦平宣布独立，进驻省城，联同海军，迫莫出境，粤局不难解决。”（58）

　　陈炯明对李、魏寄予很高期望，“围迫省城，想莫指日可除”。（59）孙中山也多次催促李、魏发兵，共同驱桂。然而，李、魏二人自独立之后，却迟迟未对桂系有所行动，“纯系示威牵制手段，一时不敢暴动”（60），与桂军“对峙不战，专候海军及各界之调和”。（61）当粤军久攻惠州不下，战局不利时，李福林的态度更动摇，“其粤人治粤之主义，尚不坚持，所提出之条件，系希望惠州前方停战使陈部保存”。（62）以致孙中山极为不满，指责李、魏二人“胆小如鼠，不敢以武力解决”。（63）孙在给军政府秘书吴宗慈的回信中也抱怨:“魏、李优柔，不能及机解决，以至旷日持久，为祸转大，殊为可惜。”（64）

　　孙中山所看到的李福林胆小、优柔的一面，实则是李骑墙观望态度的表现。当时桂系莫荣新与国民党方面都在派人争取李福林。（65）邹鲁回忆，在他最后一次将往漳州之前，曾秘密到李福林处，提出如粤军回粤时，请李即行内应，李“满口答应”。（66）但李福林更多注重的是自身的利益。1920年7月22日，朱执信自香港上书孙中山，特意提到“此次来港，本意福林处可运动，或能一为邦□帮助。然到港则事已无可为，福林为人非空口白话所能动也。”（67）李、魏力量有限，不会轻易以身涉险，在没有充分把握的前提下不敢发动对桂战争，只是在观望中等待时局的变化。同时，他们又要顺应“粤人治粤”之潮流，以继续维护在粤人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一旦粤军胜利，他们也可以保存自己的利益，在粤桂战局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李福林对桂系的态度仍摇摆不定。桂系也深知战场局势发展直接影响李、魏之态度，因而加紧攻击陈炯明，而对李、魏则“极力缓和退让”，使其有“转圜自保之方法”。（68）

　　陈炯明为了鼓动李、魏出兵，也不惜威逼利诱，公开声言:“现大军合围惠州，桂派军队多已派赴前敌，诸兄若能于彼咽喉心腹之地，加以进攻，朝发难，夕可收功，他日论勋，会膺懋赏。若犹徘徊瞻望，不知自奋，则后至之咎，当不能为兄等谅。粤军师直而壮，固无败衄之理。万一不幸而败，兄等自审经此次战事而后，粤人军队其不为桂派所疑者为几何?则今日所以待粤军者，他日即以待兄等，夫又安能幸免。”（69）此后，随着惠州战事好转，到省城指日可下时，李福林开始表现出积极的态势，对桂系的态度强硬起来，断绝与桂系之交通，“大有决裂在即之势”。（70）孙中山致电陈炯明充分肯定了李福林的作用，称“魏、李之适时响应，实为粤军之救命汤”。（71）因为有李、魏的“响应”，省会“车歪炮台、中流砥柱等要塞、菁华所在之西关一带、河南全岛，及海防、江防全数舰队，均隶粤军范围”，桂系莫荣新实际上已是“困守老城，负隅抗拒”。（72）10月下旬，粤军占领广州后，孙中山在给李福林回函中予以很高的评价，“执事与丽堂树帜粤垣，同仇敌忾，救乡救国，实所钦迟!”（73）11月下旬，回复李福林的信函中，孙中山再次赞扬其为粤军打败桂系立下功劳，并希望李能够为西征尽力。（74）

　　孙中山对李福林的争取，是迫于实力的无奈，本来就缺乏武装的革命党人，不得不借助有过合作的李福林。而李福林的反响，又似乎让处于逆境中的孙中山看到了新的希望，对民军等地方武力的认同感明显增强。粤军回粤驱除桂系莫荣新后，孙中山“以从前军政府毫无实力，所以一事不能办”，决定组织武装，除划出许崇智所部粤军第二军，直隶军府统辖外，“其前此遣散各军，黎萼、许了凡、邓通任各部，与各属未经收编之民军，亦酌量收归编练”。（75）1920年底，孙中山与陈炯明在民军问题上产生分歧，李福林与唐绍仪、伍廷芳、魏邦平等出面调停，“凡民军方面归孙节制，而粤军由陈氏指挥，双方均甚同意”。（76）孙中山此举遭到一些人的反对。黄秋舫即上书孙中山，劝其不要收编民军，认为民军“万不可用”，“实不必用”，“与其滥收性质已坏之民军，徒贻他日收拾之难，曷若就现有十万军队之中，迅予督练，汰弱留强，补足其用品，增加其实力之为愈乎?”（77）但这似乎无法消除孙中山寄望民军的想法，从而就给了与民军有着特殊渊源的李福林新的发展空间。

　　1921年孙中山北伐，11月1日由南宁抵梧州，旋即补发命令，要求李福林“统率所部，开赴韶州集中，听候命令”。（78）李福林随即率部开赴韶关。李福林的福军是孙中山此次北伐的重要武装之一。据李福林说，其参与北伐属于主动请缨，还遭到陈炯明的阻扰。李福林及其福军参加北伐是主动还是被迫无奈，真相如何，尚难判断。但当时确实有不少人不赞成孙中山北伐。在孙、陈关系趋于不洽的背景下，李福林及其福军参与北伐，既是对孙中山有力的支持，也为自身赢得了机遇。

　　三、借势而上:大元帅府政权与李福林政治地位的提升

　　“六·一六”兵变后，李福林所部在许崇智的指挥下，由北伐途中回师，救援在广州的孙中山，但在粤北遭遇陈炯明军队的阻击，因交战失利，回援受挫。粤北交战期间，李福林军内部出现动摇与分化，不少人主张投陈以保存身家，而两个支队司令李雍、李芳及总参议李朗如同时离队。（79）但李福林却随许崇智等返回江西，转往福建。此次李福林未在孙陈之间徘徊，很大原因可能与陈炯明不能接纳民军的理念有关。广东光复后，陈炯明力主遣散民军，李福林因邓泽如等的庇护及江孔殷等的协助，其福军才得以幸存。（80）

　　在闽期间，李福林及福军跟随许崇智，打败了皖系闽督李厚基，建立了一个重要的革命基地。孙中山对之寄予很高期望:“必须保守福州，必须巩固福州，盖福州为革命绝续存亡之关键也。”（81）在福州，李福林的军队编为东路讨贼军第三军，1922年10月18日孙中山任命李福林为军长。（82）孙中山十分重视李福林的军队，曾数次复函李，讨论补充枪械装备及军队建设问题。尽管当时孙中山身处困难之中，依然给予李大力支持。如1922年11月19日，孙中山在回复李福林的信中称:“注意枪械补充，自属必要之图。文在此间对于接济，未尝一日忘怀”，“前寄军毯万张，不敷分配，心甚歉然;兹再购备，寄汝为兄处转发，庶几可为御寒之用”。（83）1923年1月，李福林随同蒋介石、罗翼群等赴沪谒见孙中山，向孙报告由粤经赣入闽的情况。在孙的指示下，李“奉命南归”，重新整理广州河南地区的“革命地盘”。（84）

　　在转战闽赣期间，李福林捞到不少政治资本，尤其是与粤军将领许崇智的合作，使李福林成为孙中山与军阀斗争的重要力量。李福林回到广东后，立即招集旧部，重组力量，投入讨伐陈炯明的战争中，“仓促之间成立三团，防地仍然住河南”。东路讨贼军第三军第二支队司令罗斌，自奉李福林委任后，“即回北江，招集同侣，与原驻之福军旧部，声罪讨逆”，很快攻下佛冈县，并分两路，进攻从化与英德。（85）在讨伐陈炯明的战争中，孙中山前线督战，曾要求李福林亲自督队参与东江战事。（86）李福林所部利用自身的优势，在保障军事运输畅通、配合作战、巩固后方等方面，给予讨伐陈炯明战争以很大的支援。李福林不仅前往广九铁路沿线视察、慰劳将士，还亲赴右路督战。（87）在平定沈鸿英的叛乱中，李福林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率部从白云山后择小道包抄，击溃叛军。（88）

　　孙中山建立大元帅府后，办公地点又一次选在广州河南地区的士敏土厂，李福林被孙中山任命为“亲军司令”，承拱卫之责，这已是李福林第三次担任此角色。许崇智回粤后，革命政府重新整编军队，李福林的福军改编为建国粤军第三军。政权建立之初，社会动荡，维护稳定的任务相当艰巨，“各属匪风猖獗，地方不靖，驻防各军，不暇顾及剿办，是以匪党每每横霸一方，竟明与政府相抗，非有熟悉地方情形，及肯负责之军官，从事剿办，难收效果”。在此背景下，李福林又被委任为“东顺番三邑剿匪司令”，率领第三军承担剿匪重任。（89）此外，李福林还担任“南番剿匪司令”、“广东全省剿匪总司令”等职，成为大元帅府革命政权恢复社会秩序、控制地方社会的重要力量。孙中山还为李福林剿匪给予一定特权，颁发命令称:“兹令李军长福林，清剿顺德香山南海属内之海盗，着即负完全责任，速即督队前往，所到地方，无论防军乡团，不得有阻抗行为，违者以通匪论，准其严行剿办。”（90）

　　剿匪给了李福林扩大自身势力的良机，借此机会，李福林所部“防区”得到扩大，势力达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因为剿匪需要，其他军队的防地让出给李福林。如孙中山命令李福林前往东莞番禺交界及莲花山、黄埔一带剿匪，不仅“剿匪区域内军民人等，如有通匪确据，着该司令随时究办”，而且“其现驻该区域内之刘军长玉山、卢军长师谛、徐司令树荣各部，早经明令调遣，各有任务，应即遵照前令，分别开拔，徐部并着归剿匪司令统辖，至现驻陈村濠滘韦涌一带之周师长之贞所部，着即移驻顺德县城，训练待命”。（91）而收编其他军队后，防区也归李福林。如李福林奉令移师剿办陆领部众，所有陆领原驻防地段，“一律派兵收管”。（92）

　　剿匪过程中，不少民团投靠依附李福林，也壮大了其在地方的势力。如东莞望牛墩乡团长陈翼墀，“以该乡惨被匪党焚劫，非预备实力，不足以镇慑，乃呈请福军收编为团防军”，李福林赞许其“系为保护地方起见”，同意接受，并交由部属王若周“核定章程，勤加训练，随时由王司令节制调遣”。（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