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华天下|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114周年,辛亥网移动版

　　广东军政府建立后，着手裁编民军，李福林统率的民军“皆极服从”，而成为军政府的优待对象，“施以组织训练，并稍资以军实”。（22）不但没有受到冲击，得以保留，还有所壮大，一些小规模的民军合编成为福军。（23）1912年3月军政府镇压有叛乱倾向的王和顺、石锦泉等部民军，李福林曾出面收编安置战败的王和顺部惠军残部，力量得到扩充。（24）在民初恢复社会秩序、巩固革命政权的斗争中，李福林及其统率的福军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李福林统率福军在珠三角一带负责清乡剿匪，表现出色。朱执信称赞福军标统李湛，“受命一年，所遇战无虑百数十，前后所斩获累至千，还盗所卤〔掳〕者以百数”。（25）

　　不过在清乡中，李福林的福军也遇到地方民众的抵制。1912年11月福军在番禺县高塘乡清乡，乡人拒捕，“集众千余人，白旗招展，枪声隆隆，环向福军轰击”，而福军则开炮焚屋。（26）主要由绿林组成的民军缺少系统的教育与训练，素质低下，趁清乡之机行抢掠之事，时有发生，因而引发了民众的不满与恐慌，“一闻清乡兵至，相告失色，惊惶无措，畏兵之来，甚于畏匪”。（27）李福林部亦不例外。由此可见，革命党人依靠绿林会党反清，革命的基础并不牢固，地方势力却因为革命而获得发展。

　　二、见风使舵:李福林与反袁讨龙运动

　　“二次革命”失败后，龙济光被袁世凯任命为广东都督，革命党人被迫退出广东的政治舞台，革命跌入低谷。但李福林见风使舵，不但未受太大的冲击，而且很快被龙济光任命为“广东都督府游击统领”。报纸披露:“陈景华伏法后，外间谣言蜂起，幸李福林深明大义，即日晋谒都督，担任维持……兹闻李君现奉龙都督任命为广东都督府游击统领，所部游击两大队八中队一炮队，并奉发到木质印一颗，文曰广东都督游击联队长兼统炮中队，印即于廿二日敬谨启用，并分函各机关知照矣。”（28）

　　李福林仍以广州城外的河南为据点，实力也似乎未有大的损失。1914年12月，粤省陆军警卫军共有119营，其中李福林统率的福军警卫军有11营。（29）到1917年3月，在报纸公布的广东全省警卫军统领营长及驻扎地点情况中，李福林仍有11营的兵力，驻扎于南海、番禺及东莞等地。（30）

　　在此期间，李福林仍承担清乡剿匪之责，其福军是龙济光政府清乡的重要力量。龙济光颁发命令称:“现值各属厉行清乡，诚恐此拿彼窜，未能尽绝根株，非有得力军队驻扎各县，会同认真清乡严缉，实不足以清伏莽而靖地方。兹查游击队统领李福林所部各队，俱系本处士兵，各处地方情形，自能熟悉。”（31）如1913年10月，番禺慕德里司一带，向为贼巢，驳壳会麕聚，肆意焚抢，当局饬李福林缉拿（32）;1914年11月，香山县知事报告省府境内有大股匪徒啸聚，“当道饬行福字警卫军司令李福林派出军队两营，带齐开花机关等枪炮，驰往围剿”。（33）

　　李福林与龙济光的合作，是双方的需要。一方面，李福林除了在广东主要是珠三角地区绿林界有一定威信外，与广州的绅商名流也有不浅的渊源，如著名士绅江孔殷、大航商谭礼庭、富户陈俊民、潘某等都与李福林有密切的交往。谭礼庭的电轮往来珠江三角洲一带，由李福林派队伍护航，李福林还与谭礼庭合伙经商，每年都有不菲的收入;富商陈俊民、潘某等，在中山县一带购置几千亩沙田，每逢收割季节，李福林就派几营兵士为之看守;李福林自己盘踞广州河南地区期间，也购置大量田产，建立了“厚德围”，雇工经营。李福林实则是以河南地区为中心的广州地方势力的一个代表。外来势力进入广东后，不得不依靠这些地方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李福林为保护其在广州河南地区的地盘，在纷扰的政局中，始终抱着“随机应变，保存实力”的态度。“二次革命”期间，李福林迟迟不表明态度，虽有革命党人的压力，却仍托词推延，不允宣布拥护广东独立其时广东商人基本反对独立。龙济光入粤后，革命党人的势力被挤压出去，李福林为保自己地盘与实力，通过江孔殷、谭礼庭等的人脉关系，接近龙济光，最终获得任命。（34）李福林的见风使舵，招致革命党人的强烈批评，在香港的国民党人斥责李叛党求荣，李则以遵照邓泽如“保存实力，随机应变”的指示“觍颜自辩”。（35）

　　事实表明，李福林并没有积极支持革命党人“反袁讨龙”。朱执信在珠三角一带发动民军绿林起事，并没有李福林的身影。据朱执信报告，在南海顺德，主要依靠的是陆领，“由弟同陆领君办理，所集者皆绿林”;番禺主要由王伟发动，但王“不能驾驭绿林”，“王分半资去，竟不能起，亦不复见”。（36）相反，在当时的报纸上却出现李福林拿获“乱党”的消息。如“福军李司令以河南匪类，当以方大眼英、陈沙尘开二匪为最著，近以该二匪且敢勾通乱党，意图起事”，将其拿获。①河南地区匪首陈日新“以勾通乱党朱执信谋乱，经福军司令侦知，会警拿获”。（37）

　　1916年各省讨袁军风起云涌，西南各省护国军在肇庆设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后改为中华民国军务院，以陆荣廷桂军为主力，东下讨龙。龙济光的统治面临强有力的挑战，广东政局出现新的因素。李福林随机变换立场，借谭礼庭的人际关系，派谭为其代表，主动向都司令部示好，并利用谭的船只，密运煤炭等物资为都司令部所辖海军舰艇补充燃料。同时，李仍对龙济光服服帖帖，两面迎合。南海、番禺本是李福林的“地盘”，缺乏李福林的支持，革命党人发动革命的难度显然增大。甚至到袁世凯末期，龙济光还曾试图利用李福林的关系，消解革命党人的冲击。有消息说，龙济光曾派李福林与朱执信接触，“与之磋商和平办法，因宗旨不合，尚未解决”。（38）当时香港有报纸评论说，李福林“统率大军向扎河南，保卫治安，厥功最伟，而对于前此战事，尤能持平，两不偏倚”。李福林在“反袁讨龙”战争中的表现，还获得北京方面的嘉许。袁卒后，李福林曾派代表晋京觐见大总统黎元洪，表达“卫国忠诚”，赢得嘉许，并获赠七狮头指挥刀一柄。（39）

　　李福林的巧于应变及其“两面性”手段，使其在政局变换频繁之际获益不少。在桂系接管广东政权后，李福林不仅保住地盘，还从粤督莫荣新那里获得广惠镇守使的任命。（40）李福林军队的主要职责仍在剿匪，其行动也曾获得一些好评。如李福林督办南番清乡，营长吴近“所过秋毫无犯，乡人皆啧啧称善”，深村堡十乡绅民登报替其表功。（41）福军副营长黎富等，起获被掳乡民，也被乡民登报致谢。（42）

　　但是作为地方武力，政治上的“中立”与骑墙，往往难获信任。实际上，李福林还是受到排挤，龙济光将其军队分散调防各地，名为委以清匪重任，实则借以压制削弱李福林的实力。早在1913年的清乡规划中，李福林的军队被分调各地，相当分散。如2连驻扎南海县的黄鼎司、五斗司;2连驻扎南海的三江、金利、神安;2队驻扎顺德县;2队分别驻扎番禺的茭塘司、慕德里司;沙湾司、鹿步司则各派2连分别驻扎;新宁、新会、赤溪三县，派福字营2队分别驻扎;东莞、新安、增城、龙门4县，派福字营1队分别驻扎，而福军重要的“地盘”——广九铁路沿线，则被济军填防。（43）虽然李福林被任命为保商卫旅营统领，负责河道航运的安全，但其手下一些重要位置，却被桂系安插控制。1917年8月，李福林以“人地不宜”为理由，要求当局撤销东北两江保商队长余某和郑某，试图消除牵制。（44）

　　桂系在地方利益上与李福林也存在冲突。1919年4月，惠州绥靖处总办刘达庆捕杀在惠州的福军保商卫旅营20余人。此案实质上是桂系刘为桂人与李福林争夺东江地盘的斗争。刘达庆认为东江地域应由绥靖处负完全责任，东江所有轮渡亦应由绥靖处派兵保卫，“曾饬某副官示意附近惠城各该卫旅营军官，谕令退出，各军官明知其用意所在，婉词却之，谓当请命于统领李雍。久之，刘以该军队无意退让，故有日前仇杀之举”。李福林极为不满，向粤督莫荣新呈控刘滥杀无辜。莫荣新曾特请李福林“到署宴会，意欲当席为刘李两人调停和解”，李福林辞不赴席。莫荣新又派张锦芳后为广东省长和警察厅长魏邦平前往调解，拟定重新划清刘李的权限，以石龙为界，上游属刘达庆管辖，下游归李福林控制。可李福林坚持要先解决刘的冤杀问题。（45）身为保商卫旅营统领的李福林，原来兼辖东西北三江水面，滇军进入后，李根源控制了北江一路，刘达庆又夺取东江上游一部分地盘，李福林的地位与利益明显受到挤压。

　　为巩固自身的地位与既得利益，李福林不得不寻求其他的政治依靠。当孙中山南下护法时，李福林很快又转向孙中山。

　　三、骑墙观望:李福林与孙中山的南下护法

　　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由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为大元帅，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抵达广州后，驻节黄埔公园，“赖粤军中之李福林所率福军保护”。（46）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选择了广州河南的士敏土厂地址为大元帅府办公地点，主要是借助福军司令李福林的武装巩卫。（47）9月11日，李福林被孙中山委任为大元帅府亲军总司令。（48）当时，孙中山虽有海军方面的支持，本身却没有基本的武装力量。李福林、魏邦平等广东地方武力是当时少数“尚称拥护”孙中山的军队。

　　然而，在孙中山与桂系军阀的斗争中，李福林因力量有限，更多的是在各派之间持衡，以图自保，对孙中山不免“动摇顾盼”，支持极为有限。为惩罚桂系莫荣新，1918年1月3日孙中山曾命军舰炮轰督军署，要求各路军队进攻配合，但“除闻李安邦巡舰不时向长堤桂军机关扫射外，未闻任何一部陆上部队有所响应”。（49）有人认为，由于李福林告密，莫荣新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中山先生派人策动的各军，看见桂系军队没有还击，也就没有进攻行动”。（50）暂且不论李福林是否告密，但福军没有积极响应是不争的事实。可以看出，李福林还是希望在各派势力之间获得最大利益。同时，李福林与桂系的关系仍比较暧昧。1917年8月省长朱庆澜离开广东之时，桂系曾派李福林接管省长亲军（51），给孙中山的军政府取得军权制造障碍。李福林派往大元帅府的卫兵连长胡新也被莫荣新收买，企图谋杀孙中山。（52）此时李福林主要的角色还是地方武力派代表之一，基本的理念仍是希望保住并扩大自身在地域社会的权势。1918年2月广东地方派系军人掀起“拥程风潮”，举行海珠会议，推程璧光为广东都督，以达“粤人治粤”目的，李福林参与其中，且是主要成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