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辛亥革命(5)

　　兴中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它在艰苦的十年战斗历程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兴中会在侨胞中有着相当的政治影响，它在日本、南洋和欧洲地区建立了分支和联络点。兴中会在国内的政治影响也并不局囿于广东，它同两湖、长江流域的反清力量——主要是会党——有着联系。孙中山的战友史坚如曾北上联络会党，旋即在香港建立了“兴汉会”。把兴中会同广东、两湖和长江流域的秘密会社维系起来，推举孙中山担任总会长。可见，兴中会组织的能量是客观存在的。至于兴中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兴中会在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方面起了先锋作用。兴中会的宣传鼓动工作促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清朝政府的昏庸腐败，懂得“革新之机”完全“遏绝于上”，抛弃对清廷的幻想，逐步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在1900年后，兴中会还同保皇党展开论战，揭露他们“假革命、真保皇”的反动面目，把惑于“邪说”的人们——包括部分兴中会员——解放出来。孙中山从1903年起陆续发表《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派》等文章，以兴中会在各地控制的报刊为阵地，向保皇派大张挞伐，揭开了1905―1907年间两派大论战的序幕。革命的思想启蒙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民主革命的开展奠定了精神基础。其次，兴中会还把武装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1895年的广州起义虽因事泄流产，但却以革命民主派从事的“战争事业”的发端和走向共和的第一步而载入史册。1900年的惠州起义取得很大战果，队伍发展到两万余人，虽然结局仍归失败，而其政治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孙中山后来忆述：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大抵为“诅咒谩骂之声”；惠州起义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这种意味深长的变化自然有形势的影响，但兴中会的坚持战斗更是重要原因。人们逐渐从兴中会的活动中认同了它的革命性质，确信这些叛逆者都是志士仁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兴中会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民主革命思想没有广泛传播，保皇派颇有政治影响，清朝政府的窳败尚未彻底暴露——孤军作战的，它多方面的活动确实具有开拓性意义。

　　从事变进程的角度看来，首先，兴中会在一定程度上为同盟会的建立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孙中山在创建兴中会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政纲，又在以后的实践中将它发展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待到建立同盟会时，已为大多数革命党人所理解和赞同的三民主义政纲便被当然接受。其次，兴中会在组织上也为同盟会提供了条件。尽管兴中会会员不满500，1900年后又没有较大发展，但它在国外各地的分支及国内（主要是华南地区）组织的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正是这样，兴中会才成为同盟会组建的基础之一。再次，兴中会还为同盟会提供了一些骨干。经过十年的战斗历程，兴中会的创建者孙中山已经成为大多数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并且在国际上享有广泛声誉。1903年出版的《孙逸仙》一书的序言指出：数年前，“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也”。[[46]]时至今日，“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47]]。孙中山在当时不愧为比较有威信、影响和经验的革命家，由他来“领袖群伦”是必然的。

　　甚至兴中会的教训，也为同盟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一般说来，兴中会始终存在着两个弱点：第一，未能在国内各个地区立足扎根，与内地的革命力量联系较少。兴中会初创时有三分之二的会员为侨胞，这种状况后来也未发生根本变化。第二，兴中会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重较小。两个弱点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给兴中会的活动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显而易见，革命运动是不能过多依靠以国外为基地的“输入”。它的存在和发展，决不能离开内在的条件和因素。所以，革命党人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在国内各地建立基础，而不能把主要的活动局限于国外，虽然促使侨胞的革命化是重要的任务。事实证明，这是多次反清武装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样，广泛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具有重大意义。他们能够承担政治指导者的角色，加强革命组织的活动能量与提高斗争水平。兴中会员中的革命知识分子比重较低，并不完全是客观条件所造成。[[48]]对孙中山和他的战友来说，也存在着认识问题。只是在1900年后，他们才从实践中意识到吸收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抛弃了过去所持的“谓秀才不能造反”的旧观念，对争取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深以为然”。他自己积极地结交留学生，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还嘱托廖仲恺、何香凝“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49]]从东京青山军事学校到欧洲留学生革命团体的建立，显示了孙中山在这方面活动的实绩。应当指出，孙中山在1900年后很少发展兴中会员，“虽结识留学界志士及热心华侨无数，多未使之加入兴中会。[[50]]他所联系和建立的一些革命组织，也大抵不再冠以兴中会的名称。这种情况表明，孙中山已经意识到兴中会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斗争，难以承担起“革命之中枢”的大任，而开始为建立新的革命党创造条件。

　　随着民族危机与社会矛盾的激化，革命形势的发展已经把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党提上议事日程。必须将分散的革命斗争汇合起来，并把参差不齐的斗争水平提到新的高度。许多革命党人亲身体验到这种时代的需要，深切理解这桩历史的使命。他们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促使同盟会在1905年夏应运而生。在组建同盟会的过程中，孙中山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虽然有些革命党人在1903年后已经意识到成立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的必要，主张建立“中国本部统一会”，作为“中央机关，建瓴而立，扩张其势力线，挟风雷而走之”。[[51]]但是，只有孙中山才最深刻、最痛切地认识到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性的革命政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兴中会成立以来的“艰难顿挫”的战斗历程使他懂得：在中国这样辽阔的土地上，单股的、不相汇合的水流是不可能“涤荡旧污”的；只有形成巨大的洪流，才能冲毁封建帝国的堤防。他回顾了十年的战斗历程，确信“但从分道扬镳，终不如集中力量，事较易济”。[[52]]所以，决心“召集同志，结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53]]为推动和实现革命的联合，组织全国性的、统一的政党，孙中山反复向革命党人指出：“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必要。”同时，他在其他革命团体的骨干中间进行广泛的联络工作。经过了相当充分的酝酿，条件终于成熟。在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倡导下，建立了以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为基础的中国同盟会。

　　同盟会的成立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革命民主派的活动进入新的阶段。从各个方面看来，这个正规的革命政党远非先前的革命团体所能比拟。第一，同盟会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接受为斗争纲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无疑是对民主革命的主要课题的概括，堪称比较完整、自觉的民主主义纲领。它同兴中会初创时的政纲相比有着长足的进步，主要是明确了共和国的观念和补充了社会经济方案。较之华兴会、光复会的政纲则具有更丰富的民主主义内涵，大汉族主义——种族主义有所消弭。同盟会的纲领表明，它在政治、思想上趋于成熟。第二，同盟会在组织方面也大有改进。它效法西方国家的政体，组织机构采取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了评议、司法、执行三部，总理则由会员每四年公举一次。秘密会社的封建陋习彻底消除，同盟会具备了近代政党形态。第三，同盟会员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作为其所属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他们胜任政治指导者的角色。大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加盟，增加了同盟会的能量和活力，同时，也密切了同盟会与国内的联系。第四，在同盟会内部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领导集团。孙中山被一致推举为总理，在他周围团聚了黄兴、宋教仁等一批较有威信和经验的领导人。这个领导集团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基本上承担起领导的重任。显然，近代民主运动的物色之一就是领导核心不是个人而是群体。第五，同盟会制订了比较完整的纲领、方针和政策。1906年秋冬，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编制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包括八个重要文件：《军政府宣言》（通称《同盟会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供各地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时应用。除《军政府宣言》具有纲领性外，其他文件的内容主要关乎方针、政策问题。后者体现了前者的精神，成为革命党人在斗争中所遵循的准则。第六，同盟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除本部外，同盟会在国内设置了东（上海）、西（重庆）、南（香港）、北（烟台）、中（汉口）五个支部以及属于各支部的各省分部。在国外，设置了南洋、檀香山、欧洲和美洲四个支部。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加盟者就达一万余人。同盟会摆脱了先前一些革命团体的地域性和分散性，真正成为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中枢。在短短的几年中，同盟会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两个方面的活动：同保皇派开展了空前规模的论战，广泛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批驳了反动的保皇谬论，为辛亥革命扫除了思想障碍；坚持武装反清斗争，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从而为辛亥革命这场全国范围的、推翻清帝国的战斗积累了必要基础和胜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