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辛亥革命(6)

　　同盟会的建立无疑成为革命新高潮的起点：“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孙中山只是在这时方才意识到胜利并非遥遥无期，确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54]

　　当然，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主革命政党，同盟会不可能不反映它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及其他弱点，并表现出自身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芜杂涣散。不少同盟会员对三民主义纲领缺乏全面的理解和信仰，他们实际上是“一”民主义者或“二”民主义者。这种政治上、思想上的不统一，严重削弱了同盟会的战斗力。同样，组织上的松散现象也是明显的。门户之见甚深，小团体的宗派习气颇浓。光复会的一些成员加盟后依然不能舍去原有的旗号，他们的许多活动仍旧釆用光复会的名义。上述缺陷在革命低潮期往往恶性膨胀起来，甚至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分裂态势。于是先有共进会的建立，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并未否认同盟会，虽然他们更改了三民主义的纲领，又在组织活动方面恢复了某些会党习气。稍后章太炎、陶成章等则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他们对孙中山进行无原则的攻击和污蔑，在1908年后的困难阶段产生了颇为有害的影响。直到辛亥革命前夕，宋教仁等还在上海建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它虽然“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方分会为友邦”，[[55]]也对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有所推进，但却在“章程”中删略了民生主义，并在另立组织的重大问题上没有先期征得同盟会本部领导的同意。因此，中部同盟会的建立也具有分裂倾向。不过，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些带有消极因素的活动并未造成同盟会的瓦解，也没有否定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在度过了短暂的低潮期后，成为辛亥革命前奏的“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依旧是孙中山与同盟会所策划和领导的。至于点燃了辛亥革命火焰的武昌首义，则是湖北新军中受到孙中山与同盟会的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所发动的。该省的两个主要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人，也大都是同盟会员。这就不难理解湖北革命党人在发难之初就打出了孙中山的旗号，正如主要首义者熊秉坤所宣称：“孙先生乃革命创始者，党人遍布全国，虽间有名目殊异，而尊崇孙先生则一也。”[[56]]所以，孙中山返国后理所当然被推选为首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参与创建和领导的同盟会，是辛亥革命的主要组织者。在民主革命浪潮汹涌的年代，它不愧为“革命之中枢”。这是历史的真实，决非某些个别的、片面的、表面的现象或假象所能掩蔽或改变。“中华民国何以成？以有同盟会”——孙中山所做的历史结论，确是客观存在的真实述评。

　　（三）

　　坚持反清武装斗争，是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革命民主派活动的特点和优点。所以如此，是由于他们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反映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某些规律。严峻的现实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人民群众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榨，而没有起码的民主和权力。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任何反抗，都会招致反动政权的残酷镇压。甚至可称为“跪着的造反”的维新运动，也以“六君子”的血洒长街而夭折。为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政府偶尔作出的“改革”姿态，实质上都是为了苟延残喘的狡猾政治手段。以清末新政为例，无论是尚未兑现的钦定《宪法大纲》，还是已经开设的谘议局、资政院，丝毫都没有改变人民的无权状态。因此，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为独立、民主和富强而斗争，不可避免地要诉诸暴力手段，即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清朝政府。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认识和实践了这个道理，对于他们从事的革命事业大有裨益。

　　对于革命暴力手段在斗争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已认清。只是在经历了一段实践活动后，他才获得了武装反清斗争的观念和决策。农民战争（特别是太平天国）曾给他以影响，但最终使他踏上武装反清斗争路途的还是现实生活的教训。在上书李鸿章失败后，他终于“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57]]甚至实行君主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58]]因为指望统治者“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迫于形势而作出的“改革”诺言，也只能是“舍本逐末”的“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59]]正是这样，所以孙中山创建兴中会后立即着手策划广州起义。后来，又发动了著名的惠州起义。革命党人展开了多方面的活动，包括宣传鼓动、筹款、联络会党等，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反清武装斗争。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马上派遣会员分赴华南、西南和长江流域，进行实地调查，准备武装起义。1907—1911年春，孙中山在华南、西南地区（主要是广东）策划了八次起义——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之役、河口之役、广州新军之役和“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在镇南关之役中，孙中山亲登镇北炮台轰击清军。对于其他地区的反清武装斗争，孙中山也极力给予支持。

　　直到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所策划的多次起义都以失败告终。造成这种悲剧性结局的原因很多：没有锻造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从外面“输入”械弹以及战斗人员；各自为战，不相联属……而更严重的弱点则是没有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致使起义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带上了不同程度的军事投机和军事冒险因素，不具备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但是，决不能因此而贬低反清武装斗争的重大意义。持续不断的起义给予清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一幕幕悲壮的史剧激励了群众，提高了革命党人的威望，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事实上，每一次武装起义都为最终推翻清朝政府积累着胜利因素。“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更成为辛亥革命的序幕。正如孙中山后来所指出：“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60]]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就是一次全国性的武装起义。这场规模空前的反清斗争，无疑是在过去多次起义基础上爆发的。革命党人的“战争事业”必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多次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锻炼了大批懂得武装斗争的骨干。尽管孙中山在长时期内对“战争事业”的经验和教训未能作出科学总结，但前一阶段的斗争实践还是为后来的反清武装斗争提供了借鉴。孙中山开始策划起义时大都倚重会党力量，认为“借会党暴动为可靠”。[[61]]他和他的战友结纳会党，加入洪门，依靠秘密结社组织，以会党成员为发难的主力军。然而，几次起义的实践证明：这种方式虽然有利于迅速发动，但往往难以坚持到底。由于会党组织形式的落后，加之它的成员大抵缺乏革命意志和组织纪律性，所以常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初步总结了这种教训，认识到“革命起义，不可专恃会党。”从1908年起，他开始注重运动新军。革命党人对有不少爱国知识分子参加的新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吸收了许多士兵和下级军官入盟。广州新军之役就是以新军为基干。“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也计划以新军为主力。武昌首义，新军更是充当了先锋和基干。其次，在武装起义和战略部署方面积累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教训。孙中山长期侧重西南地区和边境一带，多次在这个范围内发难。这种战略部署虽有其客观原因，但也反映了他的决策的失之偏颇——过于强调境外“输入”和“接济”的因素，忽略了其他地区（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和群众要求。“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败后，湘、鄂、赣等省的同盟会员总结了“偏于一隅”的深刻教训。中部同盟会派出代表“分赴江、浙、皖、赣、鄂、湘、川、陕”，策划各省同时大举。把武装起义的中心转移到长江中、下游，适应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为后来武昌首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对辛亥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再次，多次起义还为组织具体战役积累了经验教训。继黄冈之役和惠州七女湖之役后，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于同年再次发起防城之役，初步总结了过去战斗的不足之处，他派遣王和顺深入钦州腹地“三那”一带领导农民起义。由于万余农民的参与，壮大了起义的声势。为了继新军之役后在广州重举义帜，孙中山同许多同盟会骨干在槟榔屿会议上较为认真地检讨了过去武装斗争的得失。他们决定加强同盟会的领导，派遣优秀会员充当“选锋”——骨干和突击队；广泛发动各种力量，以新军为主力而辅以防营、会党、民军和绿林；以广州起义为起点，把革命的火焰引向全国。尽管“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仍然失败，但其斗争水平和影响是空前的。至于在长期起义进程中磨砺出大批熟悉武装斗争的骨干，对于革命事业显然有着重大的意义。归根到底，武装斗争是民主革命的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