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辛亥革命(7)

　　以1895年广州起义为发端，孙中山毅然踏上武装反清的道路。十七年的战斗历程充满了艰苦和牺牲，许多革命党人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然而，他们始终坚持斗争，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屡蹶屡战，为革命的胜利积聚着因素。1911年10月，武昌新军的枪声终于点燃了焚毁清王朝的燎原大火。历史证明，这个封建王朝的覆灭既非统治者“自己交出政权”的结果，也非立宪派上书请愿所造成，而只能是革命民主派所领导的持续的反清武装斗争所导致。在近代中国社会中，革命的武装斗争确是新制度的“产婆”。

　　（四）

　　由于革命党人的长期战斗和人民群众的英勇奋起，武昌起义的枪声在辽阔的九州大地上迅速得到了反响。这年年底，一半以上的省份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而“独立”。清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革命处于凯旋行进的高潮阶段，虽然政治的逆流也在潜滋暗长。尽管百废待兴，但摆在革命党人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摧毁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

　　在这关键的时刻，孙中山从欧洲返回祖国。自从1895年的广州起义流产后，他长期被迫流亡异域。12月下旬，他经由香港抵上海。作为被一致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革命领袖，孙中山理所当然地被各省代表推举为即将诞生的共和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国外的长期活动阶段结束了，他现在亲临“前方”，“身当其冲”，直接领导革命运动。

　　同西方许多国家的民主革命进程不同，辛亥革命并不是以共和政权建立为其基本完成的标志——从根本意义而言，旧民主主义革命始终未能彻底胜利。因此，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面临着严重复杂的任务：建设共和国，捍卫共和制。形势的日趋险恶并不在于清朝政府的垂死挣扎，因为它的瓦解已是指日可待。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才真正是同革命党人较量的主要对手。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阴险狡诈的权术家得到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他们急于选择这个“强有力的人”来使迅速崩溃着的旧秩序在已经形成的新形式下稳定下来。袁世凯全部活动的中心内容，即在于此。其次，立宪派卷入革命浪潮也加剧了形势的复杂性：一方面，促进了“光复”、“反正”或“独立”过程；另一方面，他们眼明手快地攫取政权——为此，甚至残酷屠杀革命党人，力图阻抑革命的深化，大造“非袁莫属”的舆论。再次，从革命队伍内部看来，同盟会正在迅速地趋于涣散瓦解，“革命党消”不幸成为历史的真实写照。共和国在诞生之际，就面临着被扼杀的厄运。

　　孙中山并没有陷入盲目的乐观和轻信，他意识到面前的严重斗争任务。因此，他在返国途中经香港时拒绝了“退就粤中，以修战备”的请求，决意前往沪、宁，主持“对内对外大计”。甫抵上海，他就宣称自己“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在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上，他指出当前形势还是“元凶未灭，如虎负嵎，成败不可预睹，即日成矣，而吾党之责任岂遂终此乎！”[[62]]要求同盟会员紧密团结，贯彻三民主义政纲。他认为已经开始的南北和议决不意味着放弃“革命目的”，更不能够松懈斗志：“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63]]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比较全面地说明了自己的职责：“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64]]显然，遵循《革命方略》的准则，建立共和制度，当是孙中山思想与实践的主导方面。

　　作为革命民主派的领袖，孙中山热望在新政权中有所建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65]]。在赴宁就职前，孙中山在上海寓所内曾和一些同盟会骨干讨论政体问题。他坚决主张总统制，反对实行内阁制，因为，在当前这种“非常时代”不宜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66]]他不顾“北方将派大军渡江”的流言和汪精卫等借故劝阻，毅然赴宁就任。尽管孙中山组建和主持的临时政府困难重重，而其短暂过渡的命运也成定局，但是，他在短短的三个月中还是竭尽全力扶植新生的共和政体。在他的积极倡导下，临时参议院仅用了月余的时间制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起草过程中，孙中山强调“要定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所以如此，“一以杜防盗憎主人者，与国民共弃之！”[[67]]《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颇不完备，也未真正实行，但这个具有宪法性质的文献确是“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68]]它所包含的革命性和民主性，对于长期被封建专制所君临的中国有着重大启蒙意义：作为共和国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成为后来孙中山同袁世凯以及北洋军阀斗争的重要武器。在此期间，临时政府还陆续公布了三十九项法令。在革除封建陋习和发扬民主方面，主要内容为剪发辫、禁缠足、废除体罚刑讯、取缔封建等级称呼、不准贩卖人口和拐骗华工、取消奴婢卖身契约、保护人民和华侨生命财产……在文化教育的除旧布新方面，主要内容为禁止“小学读经”，教学内容不得有悖“民国精神”，大力发展国民教育……此外，还有诸多条例鼓励工商业和农垦业的发展。这些法令难免成为具文，但表明了孙中山忠实于民主主义原则、纲领和方案。

　　毫无疑问，同袁世凯的较量才是孙中山当时全部活动——也是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关键。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虚位待袁”已成定局。国内外反动势力、立宪派乃至革命民主派的一些领导人在这一点上基本取得一致：清帝退位，北方承认共和，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在这种难以有所作为的情势下，孙中山在同袁世凯的对话中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方面，他对袁世凯保持着一定的戒心，坚持共和制度，维护革命原则，认为“清帝退位，宣布共和”的宗旨是不可动摇的，南北议和与统一不能离开“民国巩固”的前提。同时，准备督师北伐以“共破虏巢”。对于袁世凯的露骨的反革命行径，也给予了反击。当袁世凯阴谋同时取消南、北政权而自立政府于天津的消息传来，孙中山表示了强硬的态度，斥之为“民国之蠹”，确信“举国军民均欲灭袁氏而后朝食”，[[69]]直到清帝退位，袁世凯表示“拥护共和”，孙中山在荐袁以自代后依然对信誓旦旦表忠于共和国的继任临时大总统心存戒备，并在解职前制订了一系列防范性的措施。为了防止袁世凯的背叛，孙中山提出下列要求：袁世凯必须“宣誓服膺共和，永绝帝制”；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南京政府颁布的“一切法制章程”；定都南京，到宁宣誓就职。上述措施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却表明孙中山在离职前夕仍在为了“保障共和”而殚精竭虑。另一方面，孙中山的确对袁世凯的反革命真面目认识不够。这个善于以假面示人的窃国大盗的表演，时而蒙蔽了孙中山的审视的目光。加以政治逆流业已潜滋暗长，特别是“非袁莫属”的鼓噪不绝于耳，使得孙中山不得不向袁世凯表示“虚位以待”，并最终让位于袁世凯。在上述两个方面中，前者曾经占有主导地位。然而，后者却迅速地变为现实。所以如此，主要是为客观情势“所迫”。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革命运动的成败，最终取决于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不利于民主革命运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相对强大；革命民主派及其所掌握的物质力量相对弱小。这种严酷的实际，在当时的南北对峙中充分展现。同手握军政大权、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积极支持的袁世凯成为鲜明对照，南方革命政权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因此，政治逆流日渐汹涌。立宪派则充当了拥袁的吹鼓手，充分发挥了他们不可忽视的恶劣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同盟会的蜕化，“维时官僚之势渐涨，而党人之朝气渐馁，只图保守既得之地位，而骤减冒险之精神；又多喜官僚之逢迎将顺，而渐被同化矣！以是对于开国之进行，多附官僚之主张，而不顾入党之信誓。”[[70]]许多领导者倾向于妥协，甚至讥讽孙中山的原则性主张为“理想太高”。胡汉民后来忆述这段历史，比较真实地承认他和汪精卫在导致袁世凯攫取总统职务的南北议和中起了“功魁”或“祸首”的作用，因为他自己“力挽先生之意于内”，而汪精卫则“极力斡旋于伍廷芳、唐绍仪之间”。[[71]]至于经济方面，临时政府频于绝境。以军费言，月需500万元维持南京和各地的近20万军队。其他各项开支的数量也颇为可观。但是，收入却数量甚微而又不稳定。海关税收被帝国主义以各种无理借口所冻结。两淮盐税为张謇——已任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所把持。独立各省没有上交分文田赋。工商业税也无形取消。四个月内，临时政府各项收入（包括银行借款、公债、军用纸币和江南造币局的收入等等）合计不过746万元和46万两。财政部长甚至连月份收入概算都无从着手，因为它“向以全国赋税为大宗，自光复以来，各州县经征款项，应划归中央政府者，虽早经本部通电催解，而各省迄未照解前来，以致收入亦无从概算”。[[72]]军事方面也是纷扰混乱，困难重重。由于军费无着，各军催索银饷的代表纷至沓来，陆军总长黄兴焦灼成疾，表示一旦南北交锋，“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割腹以谢天下”。大量民军被迫解散，则使革命党人失去了得以控制和影响的武装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虽然表示于民国安危最有关系的问题在所必争，实际往往一筹莫展，“忝为总统，乃同木偶。”[[73]]正是力量对比、客观情势和条件，在最大限度上决定了事变进程的趋向。显而易见，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主因是迫不得已。作为一个阶级、政党的代表，孙中山从未对政权表示过冷漠。让位的行动不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的直接结果。这种错误的决策当然会产生消极的作用，所以它就成为了辛亥革命的降弧——如果不是终结——的标志。后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做出了正确总结：“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己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74]]历史证明，软弱的资产阶级不能胜任所承担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