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辛亥革命(8)

　　孙中山并非没有给历史进程打上自己活动的印记。虽然客观条件制约着人们的活动，杰出人物的演绎离不开历史的舞台，因此，对于让位给袁世凯的问题不宜苛求于个人。但是，实事求是地判明他的活动是否达到历史条件允许的深度、广度和高度则是应当的。在这种意义上，孙中山让位及在此前后的活动留下了深刻教训。首先，他在革命高潮阶段未能坚持和发展革命纲领，反而一度认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因清廷退位而付之实现”，当务之急为“实行经济革命”。[[75]]在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更把主要精力放在倡导“社会革命”上。这种有悖实际的政治论断必然会造成消极后果，妨碍人们认清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降低对现时中心任务的努力，减弱了同袁世凯窃国勾当的斗争。其次，他在群众奋起的时刻未能予以充分的发动和组织。革命党人没有高举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旗帜，未曾把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课题提上日程，从而更广泛地动员群众——特别是农民投身于革命洪流。反之，各地的革命党人甚至采取了压制群众斗争和大量解散民军的措施，既挫伤了人民的革命积极性，也削弱了革命民主派的群众基础。正如列宁所指出：“没有能把充分的中国广大群众吸引到革命中来”，“吸引真正广大的人民群众来积极支持中华民国这件事做得很差。”[[76]]这样，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就未能组建成一支足以克敌制胜的大军——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固统治，必须具有由革命理论掌握群众而形成的巨大物质力量。辛亥革命悲剧性结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至于孙中山荐袁以自代的行动虽有其内在的客观社会原因，但无疑也是不足取的。对此，孙中山后来曾深刻反思。把最重要的、关键性的职务交给袁世凯，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当的。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临时参议院发表的解职词中宣称：“三月以来，南北统一，战争告终，造成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然而，颇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他的解职决不表明辛亥革命的完满结束，却标志了辛亥革命失败终局的起点。即使把后来的“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以及“护法运动”视为辛亥革命的延续，那么，前者不过是强弩之末，后者则只是微弱的回声。孙中山和革命民主派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建树了不朽的业绩。但是，他们不可能把革命引向真正的胜利。这是历史的必然：不仅由于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还因为革命民主派在政治上、经济上“异常软弱”，缺乏18世纪法国革命的力量和性格。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枷锁无法挣破，民主革命与近代化是不可能胜利实现的。

　　历史进程虽然往往出现暂时的逆转，但决不会停滞不前。在辛亥革命后捍卫共和的艰难岁月中，却已呈现出时代的曙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拓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显示着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取代。迭遭挫折而始终坚持战斗的孙中山积极迎接了历史的转变，他带着长期革命斗争——特别是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另为彻底之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孙中山以革命精神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晚年的理论和实践适应了历史的特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推动了北伐战争的发展。这场以广东为策源地的大革命风暴，才“把袁世凯留下的军阀系统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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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首要历史地位和作用是无可置辩的。辛亥革命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主要光辉业绩。

　　确认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大乐章的演奏中承担了指挥兼“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决不意味着贬低或抹煞其他领导者和相关团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任何杰出的领导者都对革命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近代形态的政治运动有其特点——它的领导者不是个人，而是一个集团。其他相关的团体对革命运动的拓展具有重大意义，这是由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只有依靠各地广大革命党人和群众的英勇战斗，才能在全国范围内燃起革命的燎原大火。甚至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即某些领导者在一定阶段和个别问题上的能量、水平和影响接近或超过孙中山。然而，从革命运动的整个过程和全局看来，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终归是无可比拟的。

　　孙中山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造就了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和近代化前驱孙中山。

　　（作者张磊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苹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1]《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

　　[2] 《檀香山兴中会章程》（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页。

　　[3] 《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1905年2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60页。

　　[4] 《〈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8页。

　　[5] 《驳保皇报》（1904年1月），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集，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1019页。

　　[6]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5页。

　　[7] 《中国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集，第9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