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江皖大水与华洋义赈会(11)
辛亥革命网 2014-06-06 00:00 来源：《清史研究》2013年2期 作者：朱浒 查看：
(128)《华洋义振会灾振文件汇录》，第10页上下，第18页下至19页上。
(129)《华洋义振会灾振文件汇录》，第12页下，第14页下，第16页下至第17页上。
(130)唐绍仪被任命的时间是12月6日，伍廷芳是12月9日。参见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63页。
(131)《华洋义振会灾振文件汇录》，第1页上、第2页下。
(132)《华洋义振会灾振文件汇录》，第3页下。
(133)《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69—170页。《临时政府公报》第34号，《近代史资料》，第25号，第264页。
(134)《论国民今日当注重灾振》，《申报》，第116册，第330页，1912年2月1日，第8版。
(135)Andrew James Nathan, A History of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ttee, p. 5.
(136)有关西方早期针对中国赈灾秩序问题的看法及其特征，主要可参见夏明方：《论1876至1879年间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对华赈济事业》，《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37)关于盛宣怀一生的赈灾事功，冯金牛、高洪兴的《“盛宣怀档案”中的中国近代灾赈史料》(《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作过概述。不过，这项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
(138)朱浒：《滚动交易：辛亥革命后盛宣怀的捐赈复产活动》，《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
(139)《江皖查振处告白》，《申报》，第116册，第283页，1912年1月27日，第1版。其实，江皖义赈会的绝大部分中方董事也是江皖工赈会的董事。
(140)《陶湘致盛宣怀函》，《盛宣怀未刊档案》，编号00043004。
(141)《筹募江皖工赈公呈稿》，《盛宣怀未刊档案》，编号00043003。该文呈发孙中山的时间是3月22日，呈送袁世凯为24日，其他各处均为23日，参见《陶湘致盛宣怀函》，《盛宣怀未刊档案》，编号00043004。
(142)《陶湘致盛宣怀函》，《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342—344页。
(143)《民生国计会之筹赈策》，《申报》，第116册，第657页，1912年3月19日，第7版。
(144)《联合筹振大会议》，《申报》，第116册，第745页，1912年3月29日，第7版。
(145)《振务联合会慈善公债票缘起词》，《申报》，第117册，第257页，1912年4月27日，第7版。事实上，孙中山本人从未亲自涉足该会事务，但曾先后委托张清泉、马君武参与联合义赈会事务。对此，可见其1912年4月17日给该会回函(《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1页)。另外，黄文德据此函认为，江皖义赈会曾有意请孙中山出任议长一职(参见《非政府组织与国际合作在中国》，第27—28页)。这显然是误把联合义赈会当作江皖义赈会所致。
(146)《泣告全国同胞》，《申报》，第117册，第729页，1912年6月14日，第1版。《中华全国义赈会通告》，《申报》，第119册，第51页，1912年10月6日，第1版。
(147)《义赈会推举职员》，《申报》，第119册，第37页，1912年10月4日，第7版。《义赈会添举董事》，《申报》，第145页，1912年10月15日，第7版。在10月4日的报道中，该会又称作“中华民国义赈会”。
(148)《施子英谨辞中华全国义赈会董事》，《申报》，第119册，第113页，1912年10月13日，第1版。《邵松廷致全国义赈会函》，《申报》，第119册，第133页，1912年10月14日，第7版。《余鲁卿、刘兰阶辞退中华全国义振会董事》、《义赈会协理辞职》，《申报》，第119册，第151、157页，1912年10月16日，第1、7版。《周金箴致中华全国义赈会函》，《申报》，第119册，第181页，1912年10月18日，第7版。《沈仲礼敬辞全国义赈会董事》，《申报》，第119册，第223页，1912年10月22日，第1版。《中华全国义赈会启事》，《申报》，第119册，第971页，1912年12月23日，第1版。
(149)参见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第57—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