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江皖大水与华洋义赈会(4)

　　其次，该会为抬升工赈方式的地位也做出了很大努力。其在1911年10月制定的行动纲领中，便特地阐述了工赈作为首要措施的价值和意义：

　　所有人都应该通过做工的方式来接受救助，除非实在无力工作。过去两次饥荒向所有做工的灾民清楚地表明，单纯施赈与严重的灾祸紧密相连，而传教士和更为开明的灾区士绅，也苦恼于整个单纯施赈群体身上的道德败坏之势……我们相信，本委员会的这个方针会得到广泛赞同。而履行做工原则来赈济灾民，也是本委员会工作的一个突出特色。(86)

　　不仅如此，该会还力促中国政府亦应施行工赈优先的政策。1911年底，当清政府和南方革命政权刚刚开始议和之际，该会全体中西办事董事便上书双方代表伍廷芳和唐绍仪，请求力行工赈来维持江皖赈务事宜：

　　政府施振，除老弱疾病、不能工作者外，均以工振之策行之。盖工程选择得当，则将来垦荒防灾，既可节省用款，而人民于荒乱之时，亦令自食其力，以免为害，且可养其廉耻。施振而不令工作，其害甚大，而不足以造福于民。强者流为盗贼，弱者流为乞丐，人而行乞，则决不足有裨于国。(87)

　　在1912年1月17日给孙中山的上书中，该会也请求：“因江北、皖北一带，非大为浚治河道，不能使后不复灾。请政府将可拨为今年救灾之款，兴办工程，庶几垂毙之众得庆余生，而于地方亦有恒久之利益。”(88)是年5月26日，因政府于治淮事宜迟迟未有举措，该会愤而径电袁世凯称：

　　北京袁大总统鉴：江、皖北连年水灾，因淮河淤塞所致。淮不导则灾不止，仅恃振济，实非善策，嗣后亦万不能乞助邻国，令人讪笑。政府不能为民防灾，传播全球，实为国耻。务乞遴委仁慈廉洁、朴实耐劳之员，拨定的款，专办导淮之事，以保全江皖数百万生命财赋。国利民福，胥在于是。(89)

　　顺便指出，据这份电文可知，前述袁世凯政府赈灾借款的告吹，江皖义赈会并无多大责任。该电表明，该会强调办赈重点应放在实施工赈上，而反对依赖借款单纯放赈，这当然不意味着赈灾问题已非急务。由此可见，银行团的借口很可能是对该会言辞的断章取义。

　　江皖义赈会实施的另一项富有治本意味的救荒措施，为建设“义农会”(FamineColonization Association)方案。(90)该方案最早由金陵大学教习、美国教授裴义理(JosephBailie)规划，目的是利用荒地来收容灾民进行屯垦。1911年秋间，裴义理开始在南京附近进行试验。由于初始只能利用一些教会拥有的小块土地，规模有限，裴义理遂向江皖义赈会请求帮助。该会很快予以大力支持，首期拨款5000美元，随即在南京建立了第一个义农会。这个义农会通过购买和政府赠与的方式获取土地，首批安置了100户灾民家庭，以期他们能够依靠垦殖自食其力，并准备逐步将土地廉价转让给他们。辛亥革命爆发后，这个义农会又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很快发展成一个试验农场和实验学校。基于此种成效，江皖义赈会和裴义理还广泛游说中国高层政治人士以期推广。而以孙中山和袁世凯为首的数十位前任或现任政府要员，也都在江皖义赈会发起的一份赞成书上留下了亲笔签名。(91)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江皖义赈会在灾区防疫措施上也有发展。宣统三年五月，该会连续接到皖北灾区爆发疫情急电后，鉴于“中药不效，药不对症，适以害人”，乃“仿行军红十字会办法，创设救疫医队”前往救护。(92)这个医疗队极具专业背景，除中外医员4名皆为专业西医外，甚至连担任辅助工作的“配药师、看护人等均有经验，即仆人亦向在医院执役者”。(93)据沈敦和称，这些人员多属“大清红十字会医员、干事、学生”。(94)因此，这次救护行动亦可视为中国红十字会与华洋义赈会的首次救灾合作。改组后的江皖义赈会在灾区防疫方面则更进一步，除在总干事部下设立一个医疗委员会(Medical Committee)以指导防疫事务外，并在清江浦、宿迁、徐州府城及怀远、芜湖5个地方建立了防疫医院，由此控制了灾区疫情，拯救了大量患病灾民。(95)

　　有关江皖义赈会在此次江皖赈务大局中的作用，从其筹募的赈款数量可见一斑。在该会活动的第一阶段，即1910年12月到1911年9月，其总共募集捐款合英洋1526000余元，支放赈银、赈粮等款共计1448000余元。(96)据前述冯煦奏报，此阶段官、义各项赈款总计“约三百余万两”。按当时银洋比价，该会已放款项约合银1086000余两，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强。(97)在第二阶段即1911年10月到1912年6月，该会共募集银733000余两、洋220000余元(其中包括上阶段余款77000余元)，且绝大部分都已散放。(98)据前文可知，此阶段清政府共筹款70万两，实际散放不到40万两，临时政府和袁世凯政府共拨赈款30万元。就此而言，武昌起义之后，即使临时政府和袁世凯政府提供的30万元确实落到灾民手中，江皖义赈会的放款数目也超过了三个政府的投入总和。

　　三、中国的赈灾诉求与华洋义赈会的发展契机

　　在1910年至1912年这样一个中国社会处于极度动荡的时期，支撑江皖义赈会的中外合作框架得到了稳固的发展，其活动历经了清政府、临时政府和袁世凯政府的转换也未曾中断，并取得了较为可观的赈灾成效。从近代中国救荒事业的演变大局来看，该会也构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阶段性标志。那么，这个时期何以能够出现这样一个赈灾组织呢?或者说，该会得以发展的契机又是什么呢?

　　以往对此问题给出最明确回答的，当属美国学者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在他看来，这一契机主要在于西方人士在观念意识上的重大转换。他认为：

　　19世纪的传教士之所以开展赈灾活动，是因为这是一条践行并推广基督教教义的途径。每次施舍都伴随着一次布道。传教士们是出于对自身以及基督的责任感来从事赈灾工作。到1912年，可以说寓居中国的西方人士所滋生的是一种对中国的责任感，有义务在短期的救荒和长期的消除灾荒问题上帮助中国。(99)

　　遗憾的是，这个认识并不准确。事实上，在丙午义赈会时期，西方董事们便向两江总督端方保证，其赈务工作“将完全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决不会借此传播福音”，且承办赈务的传教士们也表示愿意遵守这一保证。(100)这难道不是一种非基督式的表达吗?而丙午义赈会为何没有取得与江皖义赈会同样的发展效果呢?

　　可以肯定，黎安友的认识之所以产生上述问题，主要根源就在于其过于注重西方的单线脉络，而忽视中国本土的脉络，特别是与华洋义赈会组织的发展相关联的具体情境。一旦转入中国情境便可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化，江皖义赈会才从一开始就获得了与丙午义赈会大不相同的发展机遇，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